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柳亚子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学社团，一跃而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知识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毛以及党内同人对柳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抗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党外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柳不仅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被朝野视为民主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中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文化名人一一这就是也许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北京解放，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建国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毛泽东却明确告诉他：牢骚太盛防
肠断！
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和毛《沁园春》词中“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苏州张公祠初创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为了诗法继承问题上的一些小小岐见，当选为书记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编辑、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柳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口齿不清，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柳随后采用的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社中同志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写作于一九三○年的《南社纪略》一书中，柳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与他后来挂冠孙中山总统府、想担任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蒋冷遇向蒋宣战、上诗毛泽东乞隐等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满腹。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定庵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柳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文人们不啻于一帖猛药。
古镇黎里与北面一个同样古朴的市镇同里极不相谐地座落在三一八国道的两侧。即使以汽车时代的速度而论，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需车主以时速一百码的车速开上约三十来分钟方可抵达。而另一座海滨小城金山则相距更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或政治史中，这三处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出于地理学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领袖人物一一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一一分别出生于上述地点，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将它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让人纳闷与意外的恐怕还有柳的突然成名，因为在南社成立以前，这位后来历官三朝，名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乡村小儒的儿子，身材矮胖，两目近视，而且还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骄傲的也许只有十六岁当年所侥幸考取的那名秀才，这使他有机会在县城松陵结识了同样前来应试的陈去病与金天翮，并从此眼界始开。次年由陈介绍加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并与蔡元培、邹容等民初风云人物相识不妨视作是文学家柳亚子向政治家柳亚子所迈出的第一步。当时年方十七，自称维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里藏着拟上清帝光绪的万言书和用肥皂自制炸弹的秘方，言词
激烈；行迹乖张，私下里却一心打算在沪上的时新女校内觅到一位才貌双全的天足女生为偶。虽说当年秋天他最终还是迫于母命与同乡郑佩宜女士订婚，但据南社旧人郑逸梅先生晚年回忆，那几年柳在上海确实跟一个叫史冰鉴的松江女子有过一番感情上的非凡经历。如果对他的著作加以细心阅读，甚至会发现在柳写给某相好朋友的信中，自己也曾公然坦承“我生命史中最热烈的一段，就是在闸北的情形”。文中闸北为当时上海爱国女校校址所在地，柳的表姐兼生平知己，后来在南京殉难的才女张秋石曾求学其中，而史为张的闺中女友。“张娘妩媚史娘憨，复壁摇赐永夜谈。白练青溪厄阳九，朱栏红药护春三”，保存在《磨剑室诗集》内的这惟一的艳体，依稀可辨认出当时的旖旎风光。当然，在正式出版的柳身后的各种传记中，这样的情史你肯定是读不到的。同时，这一事件似乎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柳的倔强与倨傲一向为世称道，但在外力的强大作用下，有时似乎也会委曲求全，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与让步。如果我们将这次婚事上的屈服与多年后与毛泽东在北京的冲突结合起来观察，虽然性质全然有别，但其中某些性格特征与情感上的相似之处相信还是不难找到的。
从上海回来到南社成立前的五年间．刚投身政治，以双料革命家自命的青年柳亚子却是以丈夫和业余作者的身份在家乡黎里度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参与撰稿的《苏报》因言论过激被突然查封，以及他的师长兼朋友章太炎、邹容等的因此事先后被捕入狱。加上其时中国教育会与柳就学的爱国学社又不甘寂寞地闹起了内讧。暂回家中避避风头，静观事态变化，于是也就成为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其间数度往返苏、沪之间，广交同志朋友，撰写报刊专栏，搜罗乡邦文献，参加各类名目新奇的组织，甚至兴致勃勃拜职业革命家陶成章为师学习催眠术。头脑狂热，兴趣广泛，作为这方面的高潮，是曾于一个初秋的下午由人领着去泊在黄浦江边的一条外轮上，拜见了秘密回国的流亡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尽管事后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纪录，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见肯定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今天参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的心思缜密的游客，想必仍然可以在磨剑室的案头发现那尊小小的孙的半身铜像。如果你向讲解员打听它的历史，我想她也许很乐意告诉你，自一九0六年秋天柳初次拜谒孙回来以后，这尊铜像就一直被置放在他的案前。
孙当然不是柳惟一崇拜的政治偶象。这个长期闭塞乡间的少年秀才当时犹如一个扑在万花筒的圆孔边留恋忘返的孩子。新时代的画卷在他视线里神奇地展开，挟带着风雷与漫天飞舞的霞光。从卢梭、王尔德、保罗，到马克思和列宁，还有国人中的梁启超和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似乎都在柳个人的政治星空中先后闪耀并焕发持久的色彩斑斓的辉芒。他对古代的卓越人物如严子陵、王粲、贾谊等也一直怀有由衷的敬意。尽管如此，如果谁为柳的虔诚与谦逊感动，那他显然将被证明过于天真。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实来看，一生自命不凡，心雄万夫的柳当时差不多是以一种引为同类，惺惺相惜的态度来接受这些非凡人物的。全国柳亚子研究会的印学专家们或许还乐于从他们的专业角度举证：在柳身后遗下的满满两抽屉印石图章中，随手捡拾几枚就能找出像“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佯狂屈正则（原）”“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样狂言无羁，自高自大的例子。正是后者的大言煌煌甚至在柳身后还为人衔恨以至风波陡起，并将一顶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他的精神躯体一一这就是一九六六年震惊中国政界的反动印章案。所幸其时长眠地下的柳亚子已看不到
听不到这一切了，不然其间的风风雨雨，想来绝非牢骚二字可以了得。
第四章
柳亚子的牢骚（2）
分湖位于黎里镇的西面，在柳十二岁随父迁往镇上的周寿恩堂暂居以前，他们全家一直居住在湖边大胜村东头的那幢祖传老宅里。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盖，作为这座景物秀美、民风淳朴的水乡小村最显著的标志。在柳亚子的个人词典里，也许门前后来曾被他比作严子陵富春江的分湖，无论从内涵与外延上来看都应该是相当复杂的概念。比如说，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称，又是家乡文化的缩影与象征，在政治上又时常被用来形容某种与仕途腾达对立的人生状态。甚至还可干脆看作是文坛上大大有名的柳牌牢骚的别称和具象物。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当我们素怀经国济世大志的诗人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时，扬言隐居分湖便作为某种精神要胁或向对方开列谈判条件出现在他笔下。民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