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并郑重题诗其上：“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开始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为时已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象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二○○○年九月十五日
第四章
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1）
一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
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车中乘客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有些困难，但从不携家眷仆从，且无亲朋相送，举止慌张，行迹异常这些特征来推断，说此人身遇急难或者灾祸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研究者对于这一点也都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乙亥岁四月二十三日──
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诗稿里有着十分详尽的记录。当然，这里使用的是传统的旧历。如果要换算成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洋历法，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高潮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荒僻凉亭里等他。作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洒泪而别。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的意思都有吧！对于这位多次因纵酒狂言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车马已抵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穿过斜阳残照、衰柳暮鸦的运河码头，车中乘客突然让驭者勒住缰绳，缓步下车，登上堤岸，朝暮霭缭绕的北京方向最后望了一眼，然后掩面长叹，令车急驶。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身后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和他情感的怨箫，都将在他的生命中被从此埋葬。同时，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将从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怯懦的猥琐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哀。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这位我们故事里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谒造名山，寻访耆旧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踪诡密、谨慎，如同电影里那种胆大心细，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与曲阜的孔庙里度过的。而当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他又从不放过任何机会频频扮演出醇酒美人、放荡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北地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好象一直在掩饰什么，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现出什么。时而访艳招妓，山盟海誓，时而车船频换，昼伏夜行。如同惊惶的蝙蝠迷失于现实的强光，又仿佛风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束手就缚的命运。但他的求生意识与忏佛礼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二日，在江苏丹阳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毙，尸体数天后才为人发觉。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的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
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 却以同样残忍和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精神永远分离。
二
数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死者的儿子龚孝拱托名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纪实体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一向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宿儒多年来身传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几乎全部书信、随笔、诗词，包括近百年来陆续发现、刊印的有关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终于浮上水面的久佚的《东海渔歌》全刊本，也许就成了我为什么敢冒浅薄、妄诞之讥，有恃无恐，敢于在这里象引用史实那样大胆引用这些文字的主要理由吧？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
‘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
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向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年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
── 《孽海花》第四回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上述这位骑在马背上担惊受怕、书剑飘零，最终还是成为一次理想化爱情殉葬品的不幸者的死因逐渐一一揭开。此人系浙江杭州仁和人氏，姓龚，名自珍，号定庵，是晚清文坛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虽然柳亚子先生“三百年来第一流”的评价许多年来让人印象深刻，但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最初都是从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所喜爱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中才开始认识他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没有为他后来的不幸结局带来什么改观，但对创作而言却因祸得福，形成强大的推动力量。仿佛情感的能源为悲痛的火焰所意外点燃──
在心灵的矿层下面。结集于该年年底的《乙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作为他个人一生创作的巅峰，同时也是近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瑰丽的珍宝。这部明显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集虽然借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记录的却是他一生的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回不止的苦难与深情。它的结构在我看来完全符合构成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所需要的全部特征，在一组悲怆的管乐撕人心肺的轰鸣之后，你往往可以听到小提琴低缓的、仿佛暗夜流水般的动人倾诉。
诗集还用相当篇幅回忆了他一生的爱恨与私情，这又是让他京师的朋友们为之头痛并担忧不已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身份检讨自己从前的风流与放诞，大约是他在这些诗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虽然意象与隐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读者视觉上的扑朔迷离，如他在前几年出版的《无著词》《红禅室词》等集中曾使用过的，但撩去语言的面纱明眼人应该依然不难窥测到事情的大致真相。在并非开放时代的十九世纪中叶，应该说还很少有人真的敢这么干。因此，对于它的问世在某些当事人家庭所立刻引发的轩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想像那种因家族荣誉被认为受到玷污而产生的愤怒乃至忌恨。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这些朝野上下迅速传播着的诗篇，与他一年后在丹阳云松书院的突然暴毙之间有着的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因仓皇出都而渐归平息的谗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激情的吟咏非但不能如他想象那样给内心的所爱送去慰藉与精神养料，相反，它象骤起的大风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种。他应该为真实记录自己从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责吗？当然不是。但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谈论真实却必定要付出某种代价。啊，真实，这是何等奢侈的话题！遗憾的是，道理虽然十分浅显，但几乎一直到死，我们天真的诗人对这一点可能都不明白。
第四章
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2）
三
太平湖，一处由植物、亭阁、游艇、方圆数里内众多寺院等组成的幽绝风景，位于北京宣武门内大平街的西侧。水光潋滟、山色空朦之间，一座豪奢的森严的黄色建筑物掩于古木浓阴中，仿佛一大块熠熠发光的玛瑙，在世俗的眺望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晚清以降它的其它称呼分别是七王爷（醇亲王）府、北平进步党本部、中央音乐学院等。而在公元十九世纪前期，这里是声名显赫的道光侄子绘贝勒奕绘的私家别墅，时称荣亲王府。作为世袭的王公和当朝政府的大臣，自号太素道人的此间主人虽然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但他却似乎更愿意别人把他的身份看成是一名诗人。与他同样持这种有意思的生活观点的还有他的爱妻顾太清。这对坎坷结合的恩爱夫妇、精神文明的典范、世人眼睛里的神仙眷属，一生钟情文学，夫唱妇随，生活上也是典型的西方贵族的时髦作派，如喜欢听歌、观剧、写作、狩猎、修剪花园草坪什么的，同时还时不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