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当明室倾覆后一直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并有幸出现在上述汪那张“以隐者自命”“初终一节”的人物名单上的余怀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一直在那里长大时，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根据与他全家都渊源甚深的方文《涂山集》里的有关线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后与他的书札往来，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他家的位置在城东西华桥驾装巷一带。限于资料的匮乏，不清楚这位洋货巨商的儿子幼时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惊人才学传自何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仅二十岁以前他在文坛名气就已经很大，手边的一个现成例子是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这以后他在明末重臣苏州人大司马范公幕中短暂担任过平安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秦淮两岸的妓院里厮混。他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媚、李香等少年名妓。崇祯壬午他参加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曲中翘楚李十娘的
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后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象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终年不相闻矣。”
乙酉鼎革那年余怀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面对清军攻陷扬州，南京城破在即的黯淡现实，江南的巨室大户纷纷南迁，他和全家也只好凄凄惶惶加入了逃难者的队伍。在此之前他甚至已经逃过一次——躲避大顺国的流兵——并渡过钱塘江一直到了绍兴境内才敢停下脚步。战争与动乱所带给余怀全家的灾难看来也足够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还有店铺和一部分藏书。唯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艺术。当年由汲古阁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几乎均写于明亡以后的数年之间。另外从林佳玑《江山集序》中所说的“今淡心豪情逸韵，不以衣食累诸公”，以及他平时纵酒、征色、到处买书，在一次旅行中随随便便“又买一舟，载书画酒茗，以锦缆牵于大舫”这样的豪绰出手来看，可以推测他家的财产在战乱中虽遭受到一些损失，但相比一般中产阶级依然毫不逊色。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此后几十年的遗民生活中一直维持不事生产、放歌纵酒的现状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后余怀的表现显然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是“暂向西园采薇蕨”“吞声忍恨归山丘”——一种想像中的效仿前贤伯夷、叔齐的隐士生活，而实际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闲着呆着，诗酒自娱。与统治者采取既不斗争也不合作的态度。仿佛一个现实的盲师或时间遗忘症的患者——出于某种刻意表演。生活在他眼里有些象是两百年后某些西方现代派名剧所演绎的境界——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除了依旧去丝竹重整的秦淮曲院里听歌观剧，他的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寻找各种理由出游，通过凭吊山川胜迹，谒访海内耆旧以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这样的方式虽说不上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却是唯一能令他钟情并忘却现实的最佳途径。他的朋友吴梅村当然看出了这位落魄才子的襟怀与故国山水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曾将他一次次慨然独游的屐履譬之于“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讽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现在所能考证出的他多次频频光顾的城市先后有苏州、华亭、嘉兴、青浦、湖州、海盐和嘉定。啸傲。沉吟。濯足沦浪。剪烛西窗。把栏干拍遍或将风尘倦容贴在道旁的半截残碑上，看来这些都是让一个前朝遗民找回自己从前的祖国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
我们将发现包括伎乐、美色、醇酒，甚至娈童在内的世俗欢乐对他仍然有着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如果你是一位慕名拜访的当地文学青年，想要向他请教，不妨可以到戏院中间的雅座间去找一找。或者——那就更方便了——妓院当红粉头的床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的政治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时尚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尽管余怀不是经常这样锋芒毕露，但相对于他在此书开头部分所声称的面对“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翠锦瑟，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若置其身于空青缥渺之间，而不复知行路之艰难，与羁旅之憔悴矣”却是一个不小的讽刺。一个想要通过出游逃避现实的人，当然就象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那样愚蠢。在以下对这个“私人照相簿”式的珍贵文本的介绍与剖析中，我们将很快就看到：旅行中，三吴幽绝的山水并没有如他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刻蓦出来，一个典型的沧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三十四岁。
第三章
余怀出游（2）
路线或行踪
初春。从南京家中出发。又一次辞别尊长和未及冠笄的二子一女，以及新置的姬妾。斜泊于桃叶渡口的豪华私人游艇中满载着酒瓮、书籍、琴箫、纸墨，以及成箱成柜的戏装。这是他每次出门都必须配备的不可或缺的行头。时间是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初一的早晨。这个具体纪年应该为日记中所没有，考证它当然也颇花费了一番精力。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将发现景点与行期的分布上看来也不尽合理，虽说整个旅程总共约有八十来天，但非常蹊跷地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一直以旅行途经的借口逗留在华亭。由于事情的真相后面自有交代，请允许我暂且模仿一下那些手艺精湛的侦探小说作家——在这里先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
在四月六日抵达苏州，招上艺人王公沂结伴同行以前，旅行的最初几天他几乎坚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进行，而且萧然一身。寻访故友，饱览山水，随看随记。其形象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的主观想像。日记里有他在句容钟无期宅中留宿的记载，丹阳由于是他风月场上的老哥方坦庵的地盘，自然玩得也分外开心尽兴。“忽不知沉疴之去于体也”——连离家时就略染风寒的病体也霍然而愈，以至半夜深更还要到城东河边去闹，最后携陈清持、李俊卿二人买舟共宿才告罢休。奔牛没有人事方面的记载——可能因为不熟——因此在日记里也只能找到一个有关地名由来的典故。无锡的烟雨在余怀看来仿佛米南宫湿笔山水的某种意境：“空蒙有无，云气与天相接，不复辨草树峰峦岭岫也。”他还特意移舟惠山品泉并为它的屈居天下第二愤愤不平。作为个人行动的实际表现，他当场掏钱一下买了数十瓮置入舟中。“初五晴，舟过虎丘，徘徊山门外，拟买一庵作六月息，饱餐枇杷杨梅，此时未免作道逢曲车想也。是日闻黄鹂声，啖樱桃甘蔗，买新岕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觉他一直逗留在苏州。阊门、半塘、三板桥、平远堂。这里是他精神中的第二故乡，歌馆曲院，僧舍道观间到处是他的新交故识。事实上去年此时他就曾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忆去年暮春，公沂与吴中诸君邀余清泛，挟丽人坐观音殿前奏伎，丝肉杂陈，宫徵竞作，或吹洞箫度雅曲，或挝渔阳鼓唱大江东，观者如堵墙……。”除了访友，猎艳，唱曲，听书，在苏州的活动似乎还有两件事情值得特别一提。一是他对前辈作家王元美颇具权威的《艺苑卮言》一书的批评。此人系嘉靖间大名士，其文艺思想对后世深具影响，并被清代学者一直认为是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余怀认为他的学问博而不精，与杨升庵犯的是同一毛病。二是四月八日烟雨迷离中与王公沂在舟中洗岕自烹后即兴为湖州岕茶写的那篇广告式文字。此茶出湖州长兴西南六十里之罗岕山中，尤为明清士大夫阶层所酷嗜，从陈眉公，龚芝麓到袁随园辈，莫不甘之如饴。从文中对岕茶采、洗、焙、藏等独特工艺的熟悉程度来看，说作者到过当地甚至还有实际制作经验恐怕不算言之无据。而我的遗憾仅仅在于作者所处的年代——生于三百五十年前的明清之际，不然有他这样全国知名的诗人学者不遗余力地为之吹嘘推介，我想当地政府肯定是愿意拿出很大一笔
钱来的。
然而余怀在苏州的行踪尽管诗酒风流，飘逸潇洒，是一个如同唐伯虎、侯朝宗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形象。但如果谁据此想象他青衫白袷、锦披峨冠的华丽服饰——象我们在新派古装戏里所见的那样——估计要出问题。至少当时他的头上除了已拖着一根屈辱的辫子，应该还有一顶象今天海边渔民所戴的那种斗笠，笠顶甚至还系有一绺模样古怪的红缨。因为就在他到达苏州的两天以前，当地清军政府突然在城内四处贴出告示，下令“时当初夏，民间俱应戴凉笠，缀以红缨。小帽满巾，俱不许戴，五日外以违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