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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圣叹的面目（5）
也许正因为金政治形象的一向诡谲与不易把握，我对他一年后在哭庙案中突然以政治极端分子的面目出现始终抱有深刻的怀疑。在某些论者笔下，他甚至被说成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组织者。由于他名闻天下的文名，作为导火线的那张揭告吴县知县贪赃的疏状也被理所当然认为出自他的手笔。对此新出版的《苏州史话》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金并非此案关键人物，仅仅因为在审理过程中与主事者的同学关系才被牵连。但对金的知名度与社会名流身份在当时意欲扩大战果、邀功请赏的主办官员眼里的价值仍然未加重视。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再加上他一向为地方当局所恶的傲世、奇谈、无视名教等所谓恶习，才有可能对金何以在最后被作为哭庙案首犯处死，家产籍没入官，妻儿流徙辽阳这些惨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然我们已在讨论金的死因，那就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与背景吧！对于不明此案真相的那部分读者，这样的精彩回放对他认识历史乃至现实想必不无裨益。首先要进入我们视野的两个关键人物是任维初与朱国治，当时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吴县知县和江苏巡抚。顺治末年江浙一带由于连年灾歉加上张煌言、郑成功等前明余部对沿海诸郡的侵扰，使国家的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士民缙绅阶层拖欠应缴税粮的情况十分普遍。素有酷吏之名的朱与任手里因有朝廷的加急诏令，自然将催讨工作开展得格外如火如荼。但这时被突然曝光的任假公济私、监守自盗一事很快成为当地最令人震惊的新闻，并引起普遍的愤怒。在吴县百姓大多釜炊告绝，儿女啼饥的悲惨状况下，他们的父母官竟有三千余石粮米通过亲信吴行之在苏州的米铺里秘密出售，这是怎样叫人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一场以罢免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于是初显雏形，主事者为苏州府学的一大批热血学生。他们私下集会，制定纲领，反复计划。而几天后顺治的突然崩驾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表演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四日上午，市东郊一向清静的文庙内素幡垂地，哀恸惊天，作为苏、松两郡皇帝灵位的设祭之所，当地自巡抚以下大小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按规定一连三天在这里哭哭啼啼守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学生代表突然冲进来鸣冤呈揭，要求立即以贪污罪惩治吴县知县任维初。与此同时他们说服教育局长程邑打开树有孔子塑像的文成殿，以传统的对圣人木主哭诉的方式鸣钟击鼓，声泪俱下，并在短短时间内很快争取到市民学生一千余人的支持和参与。纯粹从政治手腕与组织才能上来看，他们的策略相当高明，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选择任的上司兼后台江苏巡抚朱国治作为诉求对象显然是他们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向一个更大的贪官举报一个贪官，何况两人的关系又相当暧昧，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在经过短时间的利弊权衡后，朱当即下令以惊动先帝灵位的罪名将为首学生十余人收押在狱，其中甚至还有被控贪赃的任维初本人——作为某种政治策略和对民情的抚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金圣叹已在被捕者名单中或他具体参与了这次流产的学潮。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当时金的真实面目并非台上的演员，而仅仅作为观众和看客。以同情者的身份挤在人群中关注事件的整个发展
过程，应该符合我们熟悉的金中年以后的政治性格。
从二月四日事发到四月二十六日金被突然逮捕这八十余天不妨视作哭庙案的第二幕。主要演员为江苏巡抚朱国治。事实上这整场戏似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尽情表演。一方面他给北京打报告，诬称学生“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摇动人心倡乱，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哭庙纪略》）。同时还暗示此事与当时令朝廷震怒的金坛叛逆、镇江生事等案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主审官苏松道台王纪明明已取得任出售赃粮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连夜使人于道（台）处取供改之，即发一牌于任维初，高抬岁月，其略云‘兵饷甚急，多征粮以备不虞。’盖欲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也。”（《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样一来，贪污的恶官仿佛川剧变脸般一下成了朝廷的功臣，爱国的学生转瞬间却沦为煽动暴乱的罪犯。等到案情看来已顺利地朝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朱于是开始了加紧对漏网学生的搜捕。这时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苏州府学教授程邑，在他所谓被迫提供的那份名单上，丁观澜、金圣叹的名字赫然在目。
程某在哭庙一案中究竟担任了何等角色——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我已有多年。从他自学潮初起之际即上书参任以示呼应，并为之奔走这些事实来看，显然是这场运动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这一点也正是他令朱衔恨的主要理由。仅仅因为与朱的上司——江浙总督朗廷佐的师生关系，才在后者的庇护下得免株连。但紧接着发生的向官方提供闹事学生名单一事峰回路转，从而使任何打算确认他事变中真实立场的努力变得非常困难。对此我的个人推测是他与金之间可能存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考虑到金平素嘲弄礼仪，鄙夷名教，考试中多次胡作非为等放肆行为——对作为当地最高教育长官的程多有得罪——这样的推测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么样，在朱喜出望外获取名单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苏州憩桥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则传闻说他即使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仍然谈笑风生。当时他正在厕所里出恭，执行缉捕命令的公差在厅堂守候。也许“恭”“公”的刚巧谐音给了金灵感并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来就迫不急待笑指着公差对他的朋友们说：“此谓之公人。”还有一则传闻相比之下也许更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临终前所写的那两句诗——是赠给前去探狱的一个朋友矍斋主人的。其时他被收押在南京总督衙门的死牢里已有三月之久。由于
自知死期已近，诗中不禁对自己生平的未竟著作满怀担忧与怅恨：“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总算唐诗评点工作的完成让人稍感欣慰，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这些书怎么办呀！）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对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让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就其价值与重要性而言，前者都显然是较后者更值得关心的东西。
第二章
金圣叹的面目（6）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种令历史学家值得深思的现象。那时正常运转中的国家机器突然出现一种心律紊乱般的恐慌。苏州与湖州由于被确诊为是作为主要发病区的左心室与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钺刀剑在内的各种医疗器械的强行干预。“奏销案”“哭庙案”“庄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发生，刚尝到几年太平盛世甜头的江南士子转瞬间又状如惊弓之鸟。没有比江山的稳固更值得统治者关心和重视的事情了——历史学家早就这样告诉过我们。在风尘仆仆的古运河两岸，一批批身系囚械被押解进京的缙绅名士就是最生动的说明。衙门开始收缴违禁书籍，各省的文教官员奉命即时检查各类自费出版的文稿。我们熟悉的苏州观前街两侧铺面气派的大小书局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在不到一年以前，这里尚以全国最繁华的图书产销中心著称——此时却门可罗雀。
金圣叹在此期间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许多年来一直让人同情与惋惜，是因为自始至终笼罩在他身上的那种悲剧色彩——作为一场未遂民主运动的无辜的牺牲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或象余怀、李渔那样生平拥有多位政界朋友，那么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面目。至少保证他能有机会将评点进行到底并带给读书界更多的惊喜。我甚至还设想过他被捕后设法绕过朱将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声不错的江浙总督郎廷佐申述，或作为某种权宜之计委人与程商情，为自己平日的所谓放肆言行表示悔意，以求得对方宽恕——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可能。但现存史料除了提到他初次过堂时因非常奇怪地“呼先帝名”，以至被当场掴了三十记耳光外，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试图为自己的罪名辩驳与开脱。也许在金这样深谙佛理的人看来，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云过眼一样亦真亦幻。“为汲清泉淘钵器，恰逢青鸟吃小虫”，事实上在数年前所作后来为周作人誉扬不止的《今春》一诗中，我们发现他对人生的谵妄与虚无就曾作过精彩描绘并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种纯粹以身饲虎式的大慈大悲接受命定中的一切，或许有可能帮助我们对他入狱后令人困惑的沉默表现作出精神上的解释。
生活在一个由“博学鸿词”（一种破格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文字狱”交替组成的时代里的复杂感受是确实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发出理想的魅力，而作为运转机制的文官集团却大多由庸才与贪官组成。知识阶层被允许享有包括同性恋、雏妓、结社、做官、声色犬马在内的全部自由。但一旦他们的目光试图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间抬起来，对循环中的现实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质疑，等待他们的很快就将是另外一种命运。金圣叹作为这方面一个不幸被选中的代表，将对所有意图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与恐吓的作用——这就是他何以被强派为哭庙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