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狗秋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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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 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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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响与群猫旋转舞蹈,约有抽两袋旱烟的工夫,众人正看得眼花缭乱时,锣声停了,人与猫俱定住不动,好像戏台子上演员的亮相。天气燥热,大响脸上挂着一层油光光的汗。大家都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他嘴里振振有词,语音含糊,听不清什么意思,两条洁白的泡沫挂在他的嘴角上。定住的猫在他的“咒语”中活动开来,猫嘴里发出人的叫声,猫腿高抬慢落,徘徊行走,八匹猫好像八个足登厚底朝靴在舞台上走过场的奸臣。

群众渐渐有些烦恼,毒辣的太阳晒着一片青蓝的头皮,烦恼是烦恼,但也没人敢吱声。我私下里却为大响担忧起来,全村的耗子难道真会傻不棱登地前来跳塘?

忽然,猫叫停止,八匹猫在大响身前一字儿排开,山猫排在最前头,俱面北,弓着腰,尾巴旗杆般竖起,胡须扎煞,嘴巴里咈咈地喷着气,猫眼发绿,细细瞳仁直竖着,仿如一条条金线。我的汗马上变得又冷又腻,眼前幻影重重,耳朵里钟鼓齐鸣,恍惚中见群马奔驰在塞外的冰冷荒漠上,枯黄的羊儿在衰草中逃窜……赶忙晃头定神,眼前依然只有八匹发威的猫。大响从腰里掏出一支柳笛,嘟嘟地吹起来,笛声连续不断,十足的凄楚呜咽之声。斜目一看,周围的观众都紧缩着头颈,脸上挂着清白的冷汗珠。不知过了几多时光,人背后响起一片嘈杂声,笛声忽而高亢如秋雁嘹唳,群猫也大发恶声。有人回头,喊一声“来了”,人群便豁然分开,裂开一条通衢大道,数千匹老鼠吱吱叫着,大小混杂,五色斑驳,蜂拥而来。众人都不敢呼吸,身体紧缩,个个矮下一截。大响闭着眼,只管吹那柳笛,群猫毛发戗立,威风大作,逼视着鼠群。鼠们毫不惊惧的样子,一个个呆头呆脑,争先恐后地跳到池塘里去,池塘里青萍翻乱,落水的老鼠奋力游动着,把青萍覆盖的水面上犁出一条条痕迹。后来都沉下去,挣扎着,露出红红的鼻尖呼吸,又后来,连鼻尖也不见了。

柳笛声止,群猫伸着懒腰徘徊,大响直立在烈日下,低着头,好像一棵枯萎的树。

湾水平静,众人活过来,但无有敢言语者。村里管事的花白胡子蹒跚到大响面前,叫了一句“先生”,大响睁开眼,嫣然一笑,几乎笑破我的心。

我骑着自行车疾速逃走,浑身空前无力,寻了一块花生地,便扔下车子,不及上锁,一头栽倒,沉沉睡去。醒来时红日已平西,近处的田畴和远处的山影都如被血涂抹过,稼禾的清苦味道直扑鼻孔,我推车回家,回想上午的事,犹如一场大梦。

回到县里后,我见人就说大响的奇能,起初无人相信,后来见我说得有证有据,也就半信半疑起来。

初冬时,邻县的领导向我们县里领导问起大响的事,县委莫书记很机智地做了回答。

莫书记到伙房里找我,了解大响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有关大响的一切都说了。

大响成了名人,市里有关部门也派人前来调查。这样张张扬扬地过去了半年。

麦收的时候,县粮食局一号库老鼠成灾,准备请大响来逮鼠。消息很快传开,市电视台派了记者来,带着录像器材,省报也派了记者来,带着照相机和笔,据说有几位很大的领导也要来观看。

那天上午,一号粮库的防火池里贮满清水,池旁排开一溜桌子,桌子上铺了白布,白布上摆着香烟茶水。县里领导陪着几个很有气派的人坐在那儿抽烟喝茶。

半上午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院子,大响从车里钻出来。他穿着一双皮鞋,一件藏青的西服挂在身上,显得十分别扭。我寻找着他脸上那谜一般的微笑。

从轿车里把八匹猫弄出来就费去了约十分钟,猫们显得十分烦躁,尤以山猫为甚。

总算开场了,记者把强光灯打在大响的脸上,那微笑像火中的薄纸一样颤抖着。强光灯打在猫脸上,猫惊恐地叫起来。

表演彻底失败。我听到一片骂声。

水池旁一个戴眼镜的人站起来,冷冷地说:“彻头彻尾的骗局!”然后拂袖而去。

莫书记急忙追上去,脸上一片汗珠。

我的脸上更是一片汗珠。

一九八七年十月





遥远的亲人




春节前,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进了家门,屁股尚未坐稳,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你八叔来信了。”

我站起来。

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不得不搬迁。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就是八叔的父亲。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二年,为逃避“土地改革”,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八叔失踪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我们如何能知道?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要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着我们,让我们不愉快。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嗓音有点沙哑,头发黄黄,眼儿细细,很和善的样子。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院子里响起了“嚓啦嚓啦”的脚步声……

“老八来了,”母亲抬起头,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他走路总不抬脚,费鞋的老祖宗。”

父亲眼不离书,说:“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

母亲悄声问:“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

父亲厉声道:“胡说什么你!”

一语未了,八叔推门进来,笑眯眯地问:“大哥大嫂,吵架吗?”嘴里说着话,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母亲说:“老八,你羞不羞,就要娶媳妇的人啦,还抢你侄子的干粮!”八叔嘻嘻地笑着,咀嚼着干粮,呼噜呼噜地说:“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母亲脸红着,骂父亲:“你还不掌他的嘴!”父亲说:“嫂嫂小叔子,亲嘴搂脖子!”母亲骂道:“你们兄弟们,没个正经货!”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母亲说:“老八,你安稳坐着行不行?弄醒了他你抱着!”八叔说:“我抱着我抱着。”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盘腿上了炕。父亲说:“老八,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八叔乐了。母亲说:“看恣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八叔说:“她敢!她敢对我扇翅膀,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母亲说:“去去去!这才叫‘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早像块糖一样化了!”……

“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父亲感慨地说。

“信在哪里?”我问。

“在你小姑姑那里,”父亲说,“你别去要着看呵,怕人呐。”

我说:“现在政策变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怕谁呢?”

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说完了这话,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

立刻,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在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个头矮小,紫红脸膛,两扇大耳朵,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他就是盼儿。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家族中一直有分歧。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黏糊过一段,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方脸阔口,仪表堂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他是八婶的私生子,名字叫熬儿。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管”。



第二天上午,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吃过午饭,母亲说:“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听说她病得不轻。”

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原有三间旧草房,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一圈土墙围成院落。每年夏秋,土墙上爬满扁豆蔓,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大爷爷在世时,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

我跟大哥进了屋子,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满脸倦容,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那般斩钉截铁,那般滔滔不绝。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求她的人很多。八叔不在,八婶不见容于公婆,搬回娘家村里居住,赡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

大奶奶闭着眼躺在炕上,面孔有些浮肿。炕前立着一根支架,架上吊着盐水瓶子,小姑姑正给大奶奶滴注。大奶奶不停地移动插着针头的右手,小姑姑侧身坐在炕沿上,攥住大奶奶的手脖子。说心里话,我对大奶奶没有好感。她过日子太抠,非常贪财,不舍得给人家吃。八婶就是不堪她的虐待才搬走的。有好几次,我去她家,正碰上吃饭,桌上有肉,见我进来,她立刻把肉碗藏到桌子下去。这些小孩子一样的把戏令家族中人人讨厌她,大爷爷也看不惯她。大爷爷曾对我说:“你们要来看我,你大奶奶就是那种穷贱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她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躺在炕上熬着她最后的岁月,无论她从前怎么样地伤过我们的心,我们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了。

她的右手被攥住,便把左手抬到胸前,沿着被子边儿摸来摸去。那只生满褐斑的老手宛若一只盲眼的小兽,在嗅着什么味道,仿佛它正在惧怕着什么东西似的。

大奶奶一边摸索着,一边用含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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