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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响。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三个月入团，一年之后入党。”
“我，不会……”
“你太笨，太傻。譬如，前几天指导员让你歌颂农村大好形势，你怎么说的？你竟说，‘俺爹说，现如今还不如单干那时好，那时能吃上玉米面饼子萝卜菜，现在天天吃烂地瓜干子。’”
“这是真的呀。”
“谁不知道这是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道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干子呢。你要闭着眼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深刻，更使我心惊肉跳。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做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入伍的，巴不得早点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点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头，为了这大白菜炖猪肉，为了争取跟地瓜干子“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眼睛就要发亮，胃囊就出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毛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种饕餮般的进食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子的严格控制和冷嘲热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眼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满桌鱼肉，并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口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身难忘。那些日子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干活也不甩掉棉衣满身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指导员递交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屁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高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子，有门了，不出三个月，入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进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点钟起，食堂里就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身体就像躺在温热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出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色的浪花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马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子已经打苞孕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竟使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子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魔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子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子皱了皱。
下午四点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肠辘辘、跃跃欲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子。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口马尿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子就下了家伙。
“慢着点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肉丸子又掉进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眼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眼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的眼睛。这些眼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眼球像鸭蛋青，有的黑眼球如海水蓝。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子上的鱼肉。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毛都映了出来的眼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眼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种像刀子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干杯？干个！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这些孩子像饿猫一样盯着我们，这满桌的酒肉……”场长的黑脸痛苦地抽搐着，他沙哑着嗓子喊道：“刘甲台、梁全，去把这些孩子请进来，让他们坐首席！”
“场长，这不太妥当吧？”指导员委婉地说。
“闭着眼吃才是最大的不妥当！”场长说。
这时，我大吃一顿的欲望没有了，心窝里像塞进了一把烂海草，乱糟糟的难受。这些孩子的眼睛使我想起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我和刘甲台跑到窗外，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被吓傻了，站在窗外，呆呆地望着我和刘甲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姑娘。她瘦得像棵豆芽菜，见到她就让人的心像被尖利的爪子挠着似的疼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只孩子的眼睛，像一泓被乌云遮盖着的忧伤而纯洁的湖水。她定定地望着我们，不说话。我不敢再看她。我生怕自己哭出来。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不哭也不闹，脑袋软绵绵地伏在我肩上，然后，脏脏的小手向着房子一指，说：“饿……我饿……”我喉咙里像堵上了一团棉花，哽哽咽咽地说：“小妹妹……我抱你去吃……”
刘甲台脸色铁青地注视着那沿着大海蜿蜒曲折的沙滩，西斜的阳光照得沙滩呈现出浓重的紫红色。黑沙滩村头上的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口号式的歌曲。他一脚把一棵白菜疙瘩踢出去十几米远，径直走回宿舍。当天下午，他两眼大睁着躺在床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小姑娘像饥饿的小野兽一样咻咻地喘着气，很快吃掉了够现今同年龄独生子女吃两天的食物。之后眼睛还贪婪地盯着菜盘，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农场的卫生员对场长说：“不能再给她吃了，否则要撑坏的。”
“是的，不能再给她吃了，饿坏了的人如果摄入过量的食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你们这些傻大兵，简直是荒唐透顶！”我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妻子又开始训斥我了。
要是现在谁把我们的独生女儿抱去给她塞一肚子大鱼大肉，我妻子是会跟他拼命的。但小女孩的母亲、那个疯女人，却给我们下了跪。她从村子里凄厉地喊叫着向营房跑来。她听到跑回去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被解放军抓走了。她呼唤着“秀秀！秀秀！我的秀秀！”冲进了我们的营院，闯进了我们的宴席。女人怔住了，双眼睁得圆圆的，她的嘴唇翕动着，看着正抱着她的女儿的场长，扑通跪倒在地：“解放军，行行好，把孩子还俺吧，孩子不懂事，是个傻瓜，像她爹一样，像她爹一样，是个傻瓜……”她的神经似乎的确有毛病，那双眼里闪动着惊恐绝望的光使人感到脊梁阵阵发凉。
场长悄悄地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那是他刚领到的工资——塞进小女孩儿的口袋，把女孩儿递给女人。
“谢谢亲人解放军……谢谢亲人解放军……俺孩子她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