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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厄——这种竞争毫无存在的理由。要发出声响，必须用两只手来拍！所以，如果一方面人们不想进入竞争，则另一方面，竞争也就自己停止。
让—弗朗索瓦——不完全是。这些同伴中的某一些会作为竞争者作出反应，并且会对你们的影响感到不安，即使是你们不想扩大影响。
马蒂厄——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精神的开放。佛教并不企图使任何人归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佛教感到一种亲切，这一事实有可能激怒某些人，但是冲突的危险是极小的，因为佛教总是注意避免一切不和、一切摩擦，注意促进相互尊重。我曾有幸进入大夏尔特勒①修道院。人们告诉我们，自修道院于十一世纪创建以来，除了修道士，被许可进入修道院的人不超过二十个。
①夏尔特勒在巴黎西南一百多公里处，是欧洲最早恢复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地方。神学家们从十一世纪在此开始创立“经院哲学”，十二世纪形成著名的以“教权高于王权”为主导思想的夏尔特勒学派。
一位喇嘛当时要去格勒诺布尔会见科学团体并在大学里做一场讲演，当我们坐在前往格勒诺布尔的高速火车中时，我对他说道，在我们沿着前行的那座山的背后，有一些修道士在宁静中过着隐居生活。这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问格勒诺布尔市的币长，他可否会见那些修道土。一位信使被派往大夏尔特勒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回答说他很乐于会见这位喇嘛，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宣传动机。为避开新闻记者，格勒诺布尔市长便假装在他的府第为这位喇嘛安排一次午餐；然而，我们不是去到他家，而是乘上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将我们——这位喇嘛、他的一位僧人和作为通译的我——放在山中，离夏尔特勒几百米远。
院长与一位修道士在门口等待我们。在很快度过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交谈。谈话的主题完全是关于静观生活，关于修士进行隐居的方式，在夏尔特勒和在西藏，他们有哪些祷告时刻，当一个僧人死去时，人们做什么，祈祷如何转变为纯粹的沉思，等等。他们发现双方隐修生活的模式是非常相似的。院长神父甚至开玩笑说：“要么就是基督教静修士与西藏静修士在一千年前就有了接触，要么就是他们从天上接受了同样的祝福！”这是一场既愉快又有启发意义的会见。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也就是静观生活的语言。随后，这位喇嘛问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小教堂里进行冥想，于是，我们做了一刻钟的冥想。然后他仔细观看了装饰有美丽乐谱的祈祷书，于是告辞。
后来他告诉我说，这次访问是他在法国停留期间最有趣的时刻。在精神实践者之间，人们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他们互相完全理解。因而我认为，惟独在那些忽视静观生活并且采取一些宗派主义的理智观点的人中，才会发生破裂。
让—弗朗索瓦——关于你们对大夏尔特勒修道院的造访的这番叙述非常有趣，也非常令人鼓舞。然而，在修道群体之外消除人类行为中普遍的宗派主义观点，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马蒂厄——这位喇嘛走到任何地方，都请求组织者邀请当地所有宗教的代表。因此在法国，当我们去到格勒诺布尔、马赛。图卢兹等地时，我们与市长和省长会见时见到的首要人物，总是一位主教、一位拉比①、一位伊玛目②，或是一位东正教神父。一见面，这位喇嘛就握住他们的手，僵局便打破了。他认为那些好像将各宗教相互隔离的沟壑只是由于缺乏交流。
①犹太教的教长。
②伊斯兰教的教长。
让—弗朗索瓦——这有点乐观。这位喇嘛的态度值得钦佩。不幸的是，各种宗教，还有各种哲学，在世界历史上，更为经常地表现出的是他们宗派主义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交流与宽容的主张。
马蒂厄——在许多世纪之中，是一种日益贫乏的对于宗教的理解，引导着某些民族将宗教用于一些压迫和征服的目的。基督本人所主张的，除了对邻人的爱什么也没有。就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他会赞同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
让—弗朗索瓦——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在我看来，对于大夏尔特勒修道院的这番访问，事实上，最终强调的是佛教的理想，即修道生活（vie monacale）。也许不是隐修生活（vie eremitique），因为我认为隐修生活是一种不定居的生活，是不是？
马蒂厄——在西藏，一个僧人就是那个放弃了俗世和家庭生话的人。而寺院则是一些开放的团体。许许多多的俗人来到这里会见精神师傅并听他们的教导。相反，一个隐修士则彻底献身于静观生活，并单独地或是与一小群隐居者一起生活在最为隐蔽的地方，在山中或在森林里。隐修士不论是不是僧人，通常都要发誓在隐居中生活三年、五年或者更长时间，除了与他一同隐居的人，不会见任何人。还有一些隐修士，他们从一所隐修院去到另一所隐修院，而不固定住在任何地方。
让—弗朗索瓦——那么，不管是修道生活还是隐修生活，在我所知道的很少的佛教经典中，并且通过我在旅行中——包括在你的帮助下所作的在大吉岭、不丹或是此地、尼泊尔的旅行，还有我自己在日本作的那些旅行——所见的，似乎修道生活和隐修生活归根到底都是佛教智慧的理想。这是不是限制了它将自己融入一种文明的各个方面的能力？比方我们这种文明，就本质而言，是世俗的文明。这会不会在这里使佛教成为一种出于次要志愿的现象？
马蒂厄——选择修道生活或者隐修生活乃是表示我们的整个精神都转向了精神实践。当我接受修道入教仪式时，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自由感：我终于能够将生存的每一个时刻都用于做我希望做的事情了。但是，在弃绝俗世的克己生活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各种可能的渐变。佛教的思想完全可以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精神并带给我们一些巨大的益处，而我们并不要放弃我们的活动。在西藏，修道生活非常发达，有百分之二十之多的人口是在修会里。我同意，人们难以料想这种情况在西方会是什么样！然而，我不认为这一表象在我们西方国家就构成了理解佛教的障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每天只用几分钟或一个小时进行静观实践，而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
让—弗朗索瓦——怎么将这个与每天的日常活动协调起来呢？
马蒂厄——我们将“沉思”与“沉思后”区分开来。沉思不是仅仅坐一些时刻以获得一种幸福的安静，而是一种分析和静观的步骤，它有助于人们理解精神的功能和本质，把握事物的存在的模式。人们所称的沉思后，乃是避免重新采取完全和先前一样的各种习惯；就是要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在沉思中获得的理解，以获得一种更大的精神开放，更多的善良与忍耐；总之，为的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也正是在西藏的世俗社团中发生的一切。世俗社团与修道社团、精神师傅们相依为命。它以这种启发滋养自己，以过好每天的生活。
让—弗朗索瓦——可是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在原则上，也提供了一种在投身于行动和时代中的同时，又按照自己选择的哲学或宗教而生活的可能性。有许多宗教人士在他们的宗教之外，又是国务活动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研究家。柏拉图的梦想是哲学家国王，在他看来这是良好的城邦统治的保障。如果正如佛教所肯定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象、一连串没有实在性的图像，自我也是一样，则做一个企业的领导、政治领袖、科学研究者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毫无用处！这样做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骗人的幻象的帮凶。
马蒂厄——在一个隐修士看来，说实话，俗世的各种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想在此明确解释“幻象”一词在佛教中的意义，这在西方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对于靠这个幻象而生活的我们来说，世界是能够有多实在就有多实在的。正如冰只不过是固体化了的水一样，我们赋予这个世界的牢固性并不是它的最终实在性。世界的这种虚幻的本质并不能使因果规律变得可抗拒。物理学家们也许会说电子不是一些小炮弹，而是能量的集中化。这种肯定丝毫也没有减少发展医学、缓解痛苦和解决日常困难的必要性！即使自我只是一场骗局，即使外部世界并不是由具备本身存在的实体所构成，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医治痛苦，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增大幸福，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同样，那个认为我们不过是由一些最终会还原为能量的微粒构成的学者，不会因此就对幸福和痛苦无所谓。
让—弗朗索瓦——再说一遍，我对这种理论与康德学说的相同感到惊讶：现象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的实在性。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要向你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承认，它有点似是而非，但是，我在佛教的注释家和历史家的著作中注意到，这最终还是个经典性的问题。如果积极的自我、自我对于现实所能有的影响都只是一个幻象，则道德责任会怎么样？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就不负责任。我认为，这样就在作为伦理、作为道德的佛教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之间出现了一个矛盾，我希望这个矛盾仅仅是表面性的。
马蒂厄——佛教实践包括三个互补的方面：观看、沉思和行动。“观看”，这对应着对于各种事物的、现象世界的和精神的最终本质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