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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路》？”陈静远惊讶地说。“对，这是陈先生的“活路”，但对这家伙来说，却是条死路一条。”说完砰砰两声，奸细应声栽倒在血泊中。络腮胡子赏给他的，是两颗枪子。
护送着陈静远，络腮胡子等一行三人步行着来到了西安。到绥署门口后，眼看着陈静远跟哨兵打着招呼走进了大门，他们这才扬长而去。
“也没问个姓名，日后咋个感谢人家？”杨虎城遗憾地说。
“问了，他们开始不肯说，后来经不住我的再三追问，络腮胡子说自己姓宫，宫殿的宫。其他两个人一个姓产，生产的产；另一个姓党，国民党的党。”
“宫——产——党——”张学良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噢！‘宫、产、党’连起来不就是‘共产党’吗？”张学良恍然大悟地问陈静远说。陈静远点了点头，没说话。
“对对对！是共产党。走，出去看看。”杨虎城也兴奋地说。
受到惊吓的商家们，都早早地关门打烊了，夜游的孤魂野鬼们也不见了踪影，长长的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艳晚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张学良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案，沉重的打击了反动势力在西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受到鼓舞的西北各界民众无不扬眉吐气人心大快，他们以空前绝后的热情，争先恐后地融入到民族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西救会）、“东北民众救亡总会”（东救会）等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在西安诞生。不可一世的亲日派反动势力遭到迎头痛击，猖獗一时的宪兵特务和党棍们受到震慑，而不得不有所收敛暂时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经陈静远等提醒，张学良采取了先斩后奏的补救措施，致电蒋介石检讨自己一时缺乏冷静而处置有失恰当并请求处分。正在忙于应付“两广事变”的蒋介石闻言后先是勃然大怒，但冷静下来反复权衡之后，却又回电安抚张学良要他下不为例，对其请求处分的答复则是“免于置议”。
面对波涛汹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张学良在感受到民心所向的同时，也感觉到民众的力量。人民群众虽赤手空拳手无寸铁，但民意的感召力，不但比自己用机枪手榴弹武装起来的二十万东北军强大得多，而且与蒋介石数百万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中央军相比，也强大得多。这是一种改天换地旋乾转坤的力量，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是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力量。任何阻止这种力量，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强大，都将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必将为历史的巨轮压为齑粉，企图挑起内战者如此，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者，亦不能例外。
宋江华因从事抗日活动而遭公开逮捕，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对反动派下手；陈静远因从事救亡活动而神秘失踪，也迫使杨虎城不得不对反动派动真。杨虎城的行动虽因陈静远奇迹般的获救而未及实施，但但两位爱国将领之间的一纸隔膜，终于被捅破了。在俩人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的关系从同床异梦心存戒备互相猜忌，到同病相怜心照不宣互相补台，再到同心同德心有灵犀彼此相帮，最后终于出现了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大好局面。跟红军共产党的交往在俩人之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三位一体的设想，也已雏形初具。
为了使这种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关系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古城南郊风景秀丽的王曲，西北军与东北军共同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张学良跟杨虎城亲自挂帅分别任正副团长，王以哲跟黄显声先后任教育长，其中不少教官、学员也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举办军官训练团，实际上是张、杨两位将军对三位一体的尝试。训练团托培训“剿共”骨干之名，行培养“抗日”中坚之实，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来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两军中团以下的进步军官进行了分期分批的轮训，用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增强新陈代谢的办法对旧军队进行改造，促其迅速转变为抗日救亡的劲旅。
九月十八日与十一月二十八日，由“东救会”跟“西救会”联合组织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和“西安守城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先后在革命公园隆重举行。主席台上，“东救会”与“西救会”的负责人并肩站在一起；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并肩站在一起；东北军与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并肩站在一起。主席台下，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弟兄们并肩将站在一起；西迁西安的“东北大学”的师生们，以及专供东北军子弟就学的“东望中学”和“竞存小学”的师生们，与西安各级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们并肩站在一起；西安的父老兄弟们与东北军的随军家属们并肩站在一起。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张、扬两位将军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两广兵变”所困，面对西安跟“攘外必先安内”唱对台戏的抗日高潮，蒋介石是深恶痛绝而又自恨分身乏术。他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先后收买了粤军的空军司令黄光锐与第一军的军长余汉谋，然后逼陈济棠宣布下野，前后用了四十八天的时间，总算解决了广东问题。后来在与李宗仁跟白崇禧继续对峙了两个月后，双方都因筋疲力尽而互相妥协，从而使广西问题也于九月中旬得以和平解决。
农历九月十五日的南京，与公历十月三十一日的洛阳，也是户户落锁万人空巷，先后举行了一场着空前绝后的庆典活动。
这两天到底是什么日子，遍查中外的典籍，均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
农历的九月十五日，五十架军用飞机排列成“中、正、五、十”四个字，从南京的上空飞过，南京人有目共睹。十月三十一日，又有五十架军用飞机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寿”字，从洛阳的上空飞过，洛阳人众目睽睽。
如果孤立地去看，也许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奥妙，如果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南京的“中正”二字后面紧跟着的是“五十”再加上洛阳的那个“寿”字，就不难明白这是在给蒋中正先生过五十大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不外御其侮，却动用上百架军用飞机来给某个人祝寿，这在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更是无前例可循，就是翻开世界历史，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了。
秦皇再世，想必会汗颜不止；汉武有灵，怕亦是自惭形秽。
一个人即使再显赫，也不至于有两个生日吧！蒋中正先生的寿辰于两个不同的时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先后举行，对于那些民俗家来说，怕是要少见而多怪的了，但对于那些政治家来说，却是见怪而不怪了。将百架飞机一分为二，既突出了“五十”大寿的喜庆，又回避了“半年之后”的大忌，其用心之良苦，恐怕无论是民俗家还是政治家，都得叹为观止又自愧不如了。
委员长将年过半百，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那有不着急的？于是身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家三小姐便别出心裁，在委员长的默许下不惜兴师动众，为其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个所谓的“献机祝寿”活动。
上峰有意，下属有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宋家三小姐稍作暗示，群小们便闻风而动，海外侨胞不知奥妙，竟也纷纷慷慨解囊，于是在不长时间内，竟献机百余架。当农历九月十五日南京做飞行表演为其祝寿的时候，姿态颇高的“寿星”却以逼寿为名，于公历二十九日提前去了洛阳。洛阳的文臣武将们岂肯落于人后，于是在翻开万年历算了又算之后，惊喜地发现一八八七年的公历十月三十一日，与农历的九月十五竟是同一天，而一九三六年的这两个日子却存在着时差。于是善解人意的洛阳大员们也不甘落后，于公历的三十一日，再次为他们的委员长做了飞行表演。
果然不出所算。既得鱼，又得熊掌。蒋中正跟宋家三小姐名利双收。
张学良也没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寿星”总不至于对前来祝寿的人也人大光其火吧！张学良约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绥远的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趁着蒋介石一时高兴，劝说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不想话刚一切入正题，刚才还喜形于色的“寿星”，却还是翻脸不认人了。
与张学良的愿望正好相反，蒋介石踌躇满志而又杀气腾腾的来到洛阳，其目的恰恰是急于结束马拉松式的剿共之战，志在毕其功于一役。用来平息“两广事件”的二百六十个团共三十余万人马，已奉命北撤至平汉、陇海两线集结待命。西安既已赤化，就近的洛阳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一统天下的临时行辕。
首次与虎谋皮的尝试，张学良以失败而告终。
十一月中旬，傅作义将军以少胜多，在大败二十倍于我之敌于绥远的红格尔图后，又先发制人长途奔袭了百灵庙，并一举歼灭日军七千余众又毙、俘蒙伪军两千余人，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百灵庙大捷。
捷报传出后，抗日心切的张学良再也坐不住了。当他向蒋介石请缨参战时，不想又被严词回绝。
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政府以支持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罪名，在上海非法地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为营救“七君子”，张学良又飞赴洛阳面谏蒋介石，然而他劝其释放七君子的努力却再次受挫。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的华清池。
无意赐浴华清池，只因不见杨贵妃。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再次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蒋介石给张学良指出了两条路：一条是剿共；另一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