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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薛嵩买到了一纸任命，到湘西来作节度使。节度使是晚唐时最大的官职，有些节度使比皇帝还要大。薛嵩觉得自己中了头彩，就变卖了自己的万贯家财，买了仪仗、马匹和兵器，雇佣了一批士兵，离开了那座灰砖砌成的大城，到这红土山坡上建功立业。后来，他在这片红土山坡上栽了树，种了竹子，建立了寨子，为了纪念自己在长安城里那座豪华住宅，他把自己的竹楼盖成了三重檐的式样，这个式样的特点是雨季一来就漏得厉害。他还给自己造了一座后园，在园里挖了一个池塘，就这样住下去；遇到了旱季里的好天气，就把长了绿霉的衣甲拿出来晒。过了一些年，薛嵩和他的兵都老了。薛嵩开始怀念那座灰色的长安城，但他总也不会忘记建功立业的雄心。
与此同时，我坐在万寿寺的配殿里，头顶上还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伤疤。这块疤正在收缩，使我的头皮紧绷绷。我和薛嵩之间有千年之隔，又有千里之隔。如果硬要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实在难以想象。但我总要把自己往薛嵩身上想──除了他，我不知还有什么可供我来想象：过去我可能到过热带地方，见过三重檐的竹楼，还给自己挖过一个池塘；我在那里怀念眼前这座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这样想并非无理。但假如我真的这样想过，就是个蠢东西。
过去某个时候，薛嵩的故事是在长安城里开始的，到了湘西的红土山坡上，才和现在的开始汇合。这就使现在的薛嵩多了一个灰色的回忆，除此之外，还多了一些雇佣兵。我觉得这样很好，人多一点热闹。
薛嵩部下的雇佣兵在找到雇主之前是一伙无赖，坐在长安城外晒太阳──从早上起来，就坐在城门口，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太阳。这样看来，太阳好像很宝贵，但现在去晒，肯定要起痱子。长安城门口有一排排的长条凳，上面坐满了这种人，脚下放着一块牌子，写着：愿去南方当兵、愿去北方当兵、或者是愿去任何地方当兵；在这行字下面是索要的安家费。薛嵩既然付得起买官的钱，也就付得起雇佣兵的安家费。当然，这些钱不能白给，当场就要请刺字匠在这些兵脸上刺字，在左颊上刺下“凤凰军”，在右颊上刺下“亲军营”。这些刺下的字就是薛嵩和他们的契约。有了这六个字的保证，薛嵩觉得有了一批自己人，再不是孤零零的。不幸的是这个刺字匠和这些兵认识，所以把字迹刺得很浅，还没等走到湘西，那些字迹就都不见了，于是薛嵩又觉得自己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薛嵩当然觉得自己钱花得不值，想要请人来在士兵脸上补刺，但那些兵都不干，并且以哗变相威胁。此时薛嵩干出了一件不雅的事情：他把裤子脱了下来，请他们看他的屁股。薛嵩为了和士兵同甘共苦，并且表示扎根湘西的决心，也请刺字匠刺了两行字，左边的是“凤凰军”，右边的是“节度使”。但他以为自己是朝廷大员，这些字不能刺在脸上，所以刺在了屁股上。不幸的是，屁股上的字也不能打动那些雇佣兵。而且这两行字刺得非常之深，一辈子都掉不了。所以，这会是薛嵩的终身笑柄。那些兵看了这些字就往上面吐唾沫。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到那两行字，是扁扁的隶书，就像刻在象棋上的字。而且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要脱下裤子，看看自己的屁股。之所以没有这样办，是因为这间房子里没有镜子。另外，这间房子也不够僻静。假如有人撞见我做这个举动，我就不好解释自己的行为……
有一段时节，薛嵩的屁股甚为白皙，那些黑字嵌在肉里，好像是黑芝麻摆成的。现在薛嵩虽然已经晒黑，但那些字还是很清楚。他只好拿墨把屁股上的字涂掉。在那个赤裸裸的红土山坡上，一切都一览无遗，长着一个黑屁股，看上去的确可笑；但总比当个屁股上有字的节度使要好些。薛嵩还给每个兵都出了甲仗钱，足够他们买副铁甲，但是他们买的全是假货，是木片涂墨做成的，穿在身上既轻便，又凉快。可惜的是路上淋了几场雨，就流起了黑汤，还露出了白色木头底。薛嵩说：穿木甲去打仗，你们可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哪；但那些兵脸上露出了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等薛嵩转过头去，那些兵就纵声大笑，拍着肚子说：打仗！谁说我们要去打仗！那些兵一听说打仗，就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这说明，虽然他们是士兵，但不准备打仗。他们给自己盖房子、抢老婆却很在行。
雇佣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也不是盖房子和抢老婆，而是出卖；但薛嵩不知道这一点。统帅手下有了雇佣兵，就如一般人手里有了伪钞，最大的难题是把它打发掉。想要使这些人在战场上死掉，需要最高超的指挥艺术。很显然，这种艺术薛嵩并不具备。我听说有些节度使用骑兵押雇佣兵去打仗，但是不管用，那些人在战场上跑得比骑兵还快，还有些节度使用雇佣兵守寨子，把他们锁在栅栏上，但也不管用。敌方来打寨时，一个雇佣兵也见不到。因为他们像土拨鼠一样在脚下打了洞，一有危险就钻进洞里藏起来。所以最好把地面也夯实、灌上水泥，让他们打不成洞，但这样做太费工了。我还听说有些最精明的节度使手下有“长杆队”这样的兵种，由可靠的基干士兵组成，手持坚硬的木杆，杆端有铁索，锁住雇佣兵的脖子，用这种方式把雇佣兵推向阵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兵才会进入交战。长杆队的士兵还必须非常机警，因为稍不小心，就会变成自己被锁上长杆，被雇佣兵推向敌阵。除了不肯打仗，雇佣兵还很喜欢闹事：闹军饷、闹伙食、闹女人，等等。薛嵩率领着这支队伍刚刚到了湘西，就被人闹了一次，打出了满头的青紫块，具体地说，是一些圆圆的大包，全是中指的指节打出来的。被人敲了这么多的包，薛嵩会不会很疼，我不知道。因为我把自己视为薛嵩，我很不喜欢这个情节。我还觉得让那些兵这样猖狂很不好。
薛嵩手下这伙雇佣兵从长安城跟薛嵩跋山涉水，到凤凰寨来。当时薛嵩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张上面发下来的地图，注明了他管辖的疆域。结果他发现这片疆域是一片荒凉的红土山坡，至于凤凰寨的所在，竟是一个红土山包。总而言之，这是一片一文不值的荒地，犯不上倾家荡产去买。那些雇佣兵见了这片山坡，鼓噪一声，就把薛嵩从马上拉了下来，拔掉他的头盔，在他的头上大打凿栗。打完以后却都发起愣来，因为四方都是旷野──如前所述，这些人擅长出卖，但现在竟不知把薛嵩出卖给谁。因为没有买主，他们又给薛嵩戴上了头盔，把他扶上马去，听他的命令。薛嵩命令说：住下来，他们就住了下来，当然心里不是很开心，因为要开河挖渠，栽种树木，还要在山凹里种田。那些二流子从来没做过如此辛苦的工作，加之水土不服，到现在已经死了一半，还剩一半。我已经说过，让手下的雇佣兵死掉，是让所有节度使头疼的难题，所以薛嵩的这种成绩让大家都羡慕。正因为有了这种成绩，薛嵩不大受手下将士的尊重。假如没有这些成绩，也不可能受到他们的尊重。这样，这个故事从灰色开始，现在又变成红色的了。
第一章第二节
我在万寿寺里努力回忆，有关自己，所能想起的只是如下这些：我头上裹着绷带，在病房里乐呵呵地躺着时，有个护士告诉我说，我骑了一辆自行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了，这辆面包车在我头盖骨上撞了一个坑，使我昏迷不醒；我就乐呵呵地相信了。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我自己并不记得；而且我不能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最起码得问问那开车的为什么要撞我──所以，必须要自己有主见。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是薛嵩，但眼前无疑是二十世纪。此时我在万寿寺里，火红的阳光正把对面的屋影压低，投在我面前的窗户纸上。我不该无缘无故来到这里，总得有个前因才对。
有关万寿寺，我的看法是：这地方不坏。院子古朴、宽敞，长满了我所喜欢的古树，院子打扫得很干净，但有一股令人疑惑的臭味，刺鼻子、刺眼睛。房子上装着古老的窗棂，上面糊着窗户纸，像这样的窗子，冬天恐怕难以防寒，但那是冬天的事情。眼下的问题是：这是个什么地方，我到这里来干什么。虽然这是一座寺院，但没有僧人出现，我自己也不是和尚。这一切都漫无头绪，唯一的头绪是我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开面包车的人和我到底有何仇恨，要这样来害我……
据说，对方出了我的医药费，赔了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还赔了一套新衣服，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出院之前，我对大夫说，我好像还失掉了记忆。他笑了一笑，说道：适可而止吧；然后毅然决然地给我开了半个月的病假条 。这个大夫又白又胖 ，长着很长的鼻毛……我对他说的话、做的事一点都不懂。但我还是觉得，他不信任我。可能他受了开车的什么好处──想到了此处，我露出了微笑，觉得自己已经很奸诈了。
现在我猛然领悟，医生怀疑我之所以假称丧失记忆，是想让对方赔偿更多的东西。其实我没有这样想。我不想对方赔偿什么，不过是想打听一下我该做什么，到哪里去。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把病假条拿了出来，撕得粉碎。我想给自己倒点水喝，却发现暖瓶盛了一些污浊的冷水。然后，我坐了下来，疑虑重重地看着那个暖瓶，终于想到，这里既有暖瓶，肯定有地方能打到开水，于是起身拿了暖瓶出去，终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