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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列车员受不住这种尴尬，先开口说话了。
“哎，我说你晕不晕？你已经转了八十多个来回了。”
“是么？”我故作惊讶，“不过还差一点点。每天起床走一百圈是我的习惯。”
“神经有毛病。”
“就算有毛病，也是上车以后被你吓出来的。”
“我有那么凶吗？”
“何止是凶，你骂人的时候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一切了。或者问我的同伴也行，他现在还躺在被窝里。不过，我劝你别去，免得让他以为做了噩梦。”
“呵呵呵。”列车员笑了，脸上带着成就感。
“我以为坐181可以感受些家乡的温暖，谁想到被吓出神经病来。回去以后我很难跟妈妈解释……”我抓住机会，喋喋不休。
“好了好了，得理要饶人，少说两句话不会加你的车钱。你家是哪里的？”看来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上有失误，想跟我套近乎了。
“玉溪。”我回答她。
“不会吧，竟然碰到老乡了，我也是玉溪人呢。”
“你不是昆明妹子么？一口的昆明腔。”我以为她想改祖籍接近我。
“哪里，那是去昆明读中专以后口音才变了的，初中以前我都在玉溪，现在爸妈还在玉溪工作呢。”
我这个人比较轻信，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听说她也是玉溪人，难免一阵激动，但表面上还得装得比较平静。
“那你家住哪街哪巷啊？”
“广场附近，嗯，应该是广场的北边。”
“我家在广场的南边。”说话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地球吗？这么小，相逢何必曾相识。
“难怪。”
“难怪什么？”
“连家里的房子都在唱对台戏，何况我们俩。”小姑娘好像很哲理的样子。
“我不喜欢和别人唱对台戏。”
“嘻嘻。”她笑了，笑得不再带着伪装。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我又爬到火车上。列车员伸头望了望站台，当她确定没有掉队的乘客以后，也上到车里来。她先把门关上，锁紧，然后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叫不撸不舒服斯基。”
“呵呵呵，看你的块头也不像俄国人。”
“我叫雪锋。”我一向自以为这个名字挺拿得出手，“刚才说的是笔名。”
“这个名字很一般。”她又来了。
“那小姐尊称？”我想听听她的名字是如何地不一般。
“我叫刘红，大家更喜欢叫我小红，笔名是一撸就舒服库娃。”
“呵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小红，这名字好土啊。”
她不高兴了：“再土也比不上你穿的军裤。”
“这你就不懂了。什么叫‘庸俗’？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就是庸俗。你去大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和我穿一样的裤子？！”我为自己临时生造的定义得意不止，其实军裤是在上车的时候所有裤子洗了没干，临时顶替用的。
她眼睛睁得老大，使劲端详我。
“看什么看？想表白就抓紧时间。”
“没有，我想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两根舌头，实在太能说了。”
我知道男人嘴太油不是好事情，至少在女人眼里。但是一旦高兴起来，让我举着庄重的牌子走几圈，我会觉得很累。不过，我不想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跟她周旋：“以后怎么称呼你？也叫小红？”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不好，这是熟人才叫的，我们还不是熟人。”
“你要划这么清楚，我们就以同志相称，怎么样？”
“同志？不错，不错，我们共同的志向是顺利抵达昆明。对不对？就这样说定了吧。”
最后，我俩相约春节的时候一起到广场喝茶。回车厢以前，我去她的工作间交换了电话号码。刚记完号码，榔头过来洗漱了，他恰巧看见我递了一张纸给列车员，于是悄悄地问：“怎么？母老虎让你写检查？”
我说：“没有，写电话号码。”
榔头以为自己没睡醒：“到底怎么回事？”
我诡异地说：“情况很复杂，等促膝再谈。”
午饭的时候，刘红路过，对我们莞尔一笑：“同志，垃圾不要乱扔哦。”
我提着一根鸭骨头：“您看。”说着轻轻地放到垃圾盘里，又用征求的语气说：“同志，满意不？”
榔头看得直想吐，刘红一走就对我大骂：“我呸，受不了你们！”
对山歌
火车穿越广西的时候，我被大好河山吸引得陶醉了。整座整座的山，就是整块整块奇异的石头；整条整条的水，就是碧玉琢磨的练。窗外的一切让人误以为不是画在临摹景物，而是老天悄悄把山水画的美景取下来，直接放在了漓江边上。但天地总是公平的，这样美的山，却让土壤因多石而贫瘠，因此山脚的庄稼不多，只长着些颜色黯淡的杂草。几头大黄牛在铁道边用膳——毕竟这里不是大草原，牲畜也没有草原的同类自由，脖子上都拴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有个木桩钉在土里，以限制黄牛的活动范围。一条尖瘦的小狗冲着火车“汪汪汪
”地喊个不停，似乎在说：“你们声音轻点，黄牛没吃饱的话，主人会拿我卧轨的。”看来，高楼大厦和喧嚣的车流是永远不会让人真正思考的，走出它们的包围圈，来看看泥土和杂草，倒是发现空气中的氧气不少，任你呼吸，任你凭借花草的芬芳飞起来。
要是火车能停，我现在就跳下车去放牛了。
火车行至桂林站，车厢中挤进一伙伯伯奶奶，后面跟着个举小旗的导游。他们都操着清一色的昆明话，估计是组团出来玩的。这伙人安顿好以后，似乎游兴不减，嘻嘻哈哈地吹牛。讲着讲着，一个人忽然起立，在车厢走道里手舞足蹈地唱起了滇剧。车厢顿时活跃了，有人从铺里伸出头来看，有人索性就走过来看，连在中铺冬眠的那个男子也被吵醒了，好奇地观望。我给他掐了一下表，乖乖，足足睡了三十个钟头，换作青蛙都饿死掉了。
第一个伯伯唱完以后，主动去拉第二个。第二个扭捏一阵，站起来又唱，接着是第三个。很明显，他们都是些业余选手，但是凭借老化的记忆，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大段大段的唱词，准确地哼出旋律，而且谁唱得都不差，令人咋舌。
观众认真地听，时而热切地鼓掌。也许车厢里其他省份的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唱啥，但是这帮老头老太的热情，已经感动了所有人，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为自己的毫无生气羞愧不已。
大约是第五个唱完以后，忽然有老人对我们笑：“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别光听不练，也哼几首来听听吧。”周围的老人立刻被点醒了，尤其是刚才表演过的，反应比较强烈，似乎感觉吃亏了，一定要我们唱，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坐在最前线，成了冲突点，只能硬起头皮代表车厢的年轻人回答：“听了你们的戏，我们唱的那些简直称不上音乐。”老人们大度地挥挥手：“管他什么歌，自己唱的就是好歌。”
说着纷纷把矛头转向我，点名让我首轮献艺。我感觉再回绝就有些不通情理，又对自己的公鸭嗓子不甚满意，于是提出：“我先起个头，年轻的会唱就合进来。”这一建议得到双方的同意后，我开始唱了：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
唱了快一半也没几个人加进来，我有些不安，以为自己走调了，其实很多年轻人是不好意思开口。等我干涩地把歌词念完，老人们没有吝惜掌声，也没有吝惜夸奖，让人觉得受之有愧——在这样的情景下唱《狼》，有点不伦不类，甚至老土，倒是正好验证了庸俗的定义——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的结果。
“好，我回敬年轻人一段。”一位老太自告奋勇地站起来，掐一掐咽喉，用她依旧清亮的嗓音唱道：
一只螃蟹么八只脚，
两个大夹夹么一个硬壳壳
……
哦，这段我听过，是昆明花灯的名段子。我小时候最喜欢跟着外婆唱这段，可惜现在把词忘干净了。
等老太唱完，我们再唱了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此乃超级大合唱，因为所有人都读过小学，就算有人没加入过少先队，如果他说没唱过这支歌就显得太虚伪了。听着这熟悉的歌声，令人想起小学时的自己是如此那般的革命，任过光荣的大队委（我记不清这个职务的全称怎么念，反正是三条红杠杠挂在手臂上，类似于人大常委），做过明星旗手——这个明星称号可不是自封的，是因为第一次升旗的时候，我没把握好火候，国旗升一半国歌放完了。我们校长从来都夸我有前途，然而这次我令他失望了。望着那国旗尴尬地挂在旗杆半中央，校长恨不得过来掐我的小脖子。好在那时候人小，不懂得面子之类的虚物，我也全没领会周围的紧张空气，依旧在寂静中神情专注地把国旗拉到顶，最后博得了满操场的喝彩。从此，每每轮到我升旗，校长就异常地紧张，直朝我挤眼睛，慌得我使劲使劲地扯绳子，国歌刚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五星红旗已经在旗杆顶上迎风飘扬了，我只能百无聊赖地站在原地听音乐。
接下去又站起来一个老太。
小乖乖来小乖乖，
我们说给你们猜，
什么长长长上天，
什么插在水中间，
什么有腿不走路，
什么有嘴不唱歌？
唱完以后；老婆婆得意地说：“快快对来听听吧！”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别人对山歌，谁想今天被搬到火车上来了。这下子可难住了众书生，抓耳挠腮的有，向后退缩的大大的有。我估计只有榔头能解围了，于是使劲地拽他。就差把他的衣袖扯到我奇％^书*（网！&*收集整理手里拿着的时候，榔头才勉为其难地站起来：“这个——这个——有腿还不能走路？有此物吗？有嘴为什么不唱歌呢？这个——怎么说好呢？这样行不——”
小乖乖呀么小乖乖，
我们这就猜出来，
高楼长长长上天，
桥墩插在水中间，
板凳有腿不走路，
喇叭有嘴不唱歌。
“好！”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喝起彩来，但老太太只是暧昧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