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不同看法，虽然我不是搞导演的，但艺术的共性是一样的；许多案头计划、构思并不是成熟的，最佳方案往往在最后的实践中拍定和完善。搭景时留有创作余地应该是合理的，这不能说是迫害、刁难。”周星说完刘剑也插话道：
“我看这是一个沟通问题。导演没有在平时与工作人员很好沟通，让大家明白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可能架子也大了些，置景工人积怨在心无处发泄，才导致了今天的情况。”
话没说完，场中又哄乱了起来，口号中打倒的是大名鼎鼎三十年代便红遍中国的女明星某某。她被凄凄惨惨地带了上来，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昔日的明星风韵无影无踪，沉重的大黑牌子使她杨柳般的细腰不得不深深的弯下。
批判发言又开始了，周星仔细地听着。他的感觉是文不对题，开的是批判电影界文艺黑线大会，可发言说的都是某某的生活问题：什么大摆明星派头，她家里居然请了三个保姆，一个保姆看门，一个保姆管吃，一个保姆管清洁卫生内务。看门保姆权力最大，她不许可，任何人都无法见到某某。……
这样的批判会不参加也罢，但周星不好明讲，便说：“我想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你们谁愿出去？”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周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出来后红艺兵们一商量，都觉得大串连，串来串去就这么回事，反正回去后造反夺权呗，这是大方向。眼下大家来趟上海也不容易，不如好好的逛逛大上海，见见世面，最后再留点时间探亲访友。于是大家风风火火地逛了外滩、南京路、城隍庙。黄昏时，万山红电话联系上了在上海工作的堂哥，她堂哥带着读高中的儿子来外滩接了万山红。这时周星想找一个上海的亲戚，只知道是在杨浦区眉洲路××弄××号，因为人生地不熟，又近傍晚怕迷了路，便试探地说：
“万大姐，我有一个亲戚住在眉洲路，地址都有，可就是从来没有去过，不知怎么走，你那位亲戚大哥能帮我指点一下吗？”
周星的本意是指点一下乘车的线路，没想到热心的万大哥立即爽快地说：
“那这样吧，让我儿子阿强带姑姑先回家，我同这小伙子去眉洲路。上海市很大，不熟悉路的人晚上是很容易迷路的，何况那边是近郊区，好像是棚户区。”
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分手后，周星和万大哥转了几次车，东问西问好不容易找到了杨浦区的眉洲路。下车后俩人都惊呆了，这就是眉洲路的棚户区？这也是大上海的一角？万大哥说：
“我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只听说这边是棚户区。”
周星终于明白了“棚户区”的含义，一排排、一行行无边际的低矮草棚屋，檐边下垂的稻草可以触摸你的头发。一样的高矮、一色的模样，多位数的弄号。天已是漆黑了，这某弄某号到何处去找？在冬夜渗淡的月光下，周星觉得自己到了原始社会，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凄楚悲凉。“棚户区”中国大上海的工人住宅区、穷人区。大上海啊！你是新中国繁荣、发达的象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什么还这么穷啊？难道你的繁荣还是仅靠那条古老的南京路，和外国列强侵略时代建造的外滩来装点？周星的灵魂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猛烈冲撞，他扪心自问：我的亲爱的祖国，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我现在能够做什么？他感到迷茫。在棚户区有限而昏暗的路灯光中，俩人都迷失了方向。万大哥想要抽一支香烟，便掏出打火机敲了几下都没有点着，因为夜风太大了。周星是不抽烟的，但望着这一排排可怜巴巴的棚屋，真担心它的安全系数，万一有火灾怎么了得？于是，他提醒道：
“万大哥，在这个地方抽烟要特别注意安全，全是棚屋。”
万大哥干脆就不抽了，他把烟和打火机都收了起来，叹了口气说：“小周，你看我们还继续找这××弄××号吗？”
“是呀，还有必要吗？简直像走入了‘八卦阵’，我们都快走不出去了！”周星答。
第5章 学造反顺应红潮 李亚如劫数难逃
红艺兵们回到秀江市，第二批、第三批出去串连的同事们也先后几天回来了。市里一切如故，唯一不同的是革命造反夺权既已成了新时尚，各单位的当权派大多也便自动交权或是半交权。并非秀江人爱赶时髦或是缺少独立思考，而是人民在自觉地义无反顾地紧跟形势，个人的不理解有什么不能抛弃呢？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应该是没错、错不了！
群艺馆像一潭平静的水，正馆长葛涛长期外借搞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便干脆躲着不回单位，免受批斗之苦。副馆长李亚如见单位失控，人都外出串连了，也干脆到边防部队探亲看丈夫去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工友郑伯娘在忠心耿耿地守着单位的产业。再有一位有历史问题，旧社会曾当过保长的刘沙河掂量一下自己后，自然不敢乱说乱动，他每天都会上班报到，尽管只是流于形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政治运动员刘沙河可以算半个才子吧，他文学、书法都不错，有一定造诣，在艺术学校也当过编导和教员，还懂会计，这也是他能在文艺界呆下去的原因。当然，他的一生必须是小心谨慎，工作必须是努力的。
秀江市革命造反大军下属的文艺界成立了文艺界红艺兵总部，简称文艺红总。周星和同事们一核计商量，也便成立了一个文艺红总无限风光战斗队，简称无限风光战斗队。权也无所谓夺不夺，李亚如早挂了印一走了之。单位的大印一直是由复员军人党员贺军保管的。财务的印章和账本一直是刘沙河管理的，他早做好了交财权的准备。谁来当战斗队的头呢？虽然是群众组织的头，但也是权力的象征。群艺馆可谓是真正的秀才造反，问题也就出在“造反”二字上。秀才们尽管出外串连过一次，见过造反的世面，但要当这叛逆之首，秀才们便成了缩头乌龟：不是不喜欢权力，而是害怕秋后算账。老馆员赵文斌早已心动，可这位老“政治运动员”深谙其中利害关系，有心出山夺了这梦寐以求的权，可又心有余悸。他想起解放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整人的下场，想起反右斗争中的“引蛇出洞”，想起自己屁股上并不干净，决定不做太显山露水的头，而做个可以控制局面的“师爷”或是幕后策划者。他心中暗暗地把全体人员排了排队，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周星身上。他望了望议论纷纷难作定论的全体人员，又清了清嗓子后，头头是道地开了腔：
“战斗队的全体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年青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通过革命大串联我们都看到，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红卫兵小将起了先锋闯将的作用。年轻人敢想、敢说、敢干，没有包袱，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是三十以上或是四五十岁的人了。特别是我，像一只脚的蟆蝈跳不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个人认为应该让年青人，我们单位最年轻的周星来当战斗队的负责人，我们年纪大的同志愿意做坚强后盾大力支持，你们认为怎么样？”
赵文斌这“一只脚的蟆蝈跳不起来”的话是秀江地区的隐语，是话中有话的，年长的老馆员嚼出了点味，便连连点头称是，可周星并没有听明白，便问：
“革命又不分先后和年龄大小，什么叫一只脚的蟆蝈？”
赵文斌没想到周星会专门把这句不好揭穿的话剔出来发问，一时无法对应顿显语塞，刘剑赶紧笑着出来圆了个场：
“一只脚的蟆蝈就是一只脚的蛤蟆，当然是跳不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地方语。老赵的意思是说，我们单位的人数你最年青，没有负担和后顾之忧，应该多承担点责任，说白了就是要你当战斗队的头。你自己看哟，我个人是没什么意见。”
“这不行！我才来单位多久，即不了解单位的情况，又没有当负责人的经验，难当此任。我看应该是赵文斌最适合，他是老馆员。”周星的回答到也不含糊。
一场会开了一上午终于统一了意见，并做出了三项决定：第一、文艺红总无限风光战斗队由党员复员军人高峰任队长，赵文斌任付队长，周星任联络员。第二、群艺馆的一切权力移交给战斗队。第三、立即将在外的正馆长葛涛和付馆长李亚如召回单位接受群众运动的审查。因为李亚如已到南疆的边防部队探亲去了，刘剑和周星受命第二天启程前往南疆带回李亚如。
刘剑和周星二人由火车转为长途汽车，又转乘木轮船。木船在一条通往境外的河道上航行。河床两岸是绿色而贫穷的南疆乡村。环抱在青竹、芭蕉、木棉树丛中的农舍看来都有很长的建筑史了，显得古朴而富有民族风情。古老的墙壁上不时见到“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标语。周星和刘剑看了一会儿沿岸的景色，便一人先回到船舱的通铺上休息。一字排列的铺位约有十米长，人们像一排货物不分男女老幼直挺挺地陈列在这木架上。周星觉得自己的心情有点别扭，而且这种感觉随着目的地距离的缩短正在莫名的增强。他心中自问？我这趟公差算什么？是去抓坏人？不是！那好人为什么要去抓她？说不清楚，全国都这样，谁叫她是当权派呢，当权派都要接受群众运动的冲击和炮轰。可眼下是去边防部队带走一位机要连长的妻子，部队能答应吗？不知道！试试看吧。他又有点觉得自己很晦气，怎么才参加工作不久就碰上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然的话，自己都坐在音乐学院的钢琴房里接受李树声教授的教诲了。只要自己肯努力，说不定将来还可以成为歌唱家哩。嗨！今后自己还有这种机遇吗？只有骑着毛驴看唱本，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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