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常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见附录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