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造不起反来，不过目前的局势还是不明朗，宋兵策拥兵自重，确实没有什么人能够牵制他，吴俊升死得太早了，否则宋兵策怎能如此嚣张。 刚竟然把自己的想法小声的说了出来
“拿到军权就可以了，宋兵策的好日子到头了！“
萧小燕没有听到这些话，还是担心地说道
“他们借用民主以人民的口吻要求推翻你怎么办？要求改组政府，结束帝制
赵刚哑然而笑，历史上谁怕动乱，是老百姓还是这些门阀巨富，毫无疑问的是那些世家门阀。现在自己就是皇帝，如果这皇位不做了，恐怕全国都要动荡，到时候要哭的就是这些门阀世家。所以给这些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推翻自己的帝位，一想到自己的帝位竟然起到了保护这些家伙的作用，赵刚的心里面就有些郁闷。
也许是结束皇权的时候了，乖女虽然精明，可是却不是那些官场油条的对手，如果今天自己不在，那么多半就被宋兵策等人蒙混过关，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恐怕宋兵策已经掌握大半的军队，威压满朝文武 了。
再想到自己昏迷的三年，政事大半走样，真所谓人在政举，人亡政息，怎不让人心灰意冷，赵刚的心里突然有了退位的念头。
中古政治之品格，其理想与其实际，《中庸》中有言可以概之， 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人。”方策，今之存者，《尚书》是也。又：《荀子》云“法不能独立，人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近人黄炎培名之为“中国历史周期率”。数千年之中国史，虽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诸圣，成康、文景、贞观、开元、仁宣、康乾诸治，于此兴亡之周期率，则无一朝一代可逃焉，似为中土命定之政治逻辑。
能否走出此一循环无已之命运，关乎万民之忧乐，遂成近世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之一大问题，且为数百年来有识之士所孜孜以求者也。而赵刚的想法就更加遥远了，在梦中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如何统一全球，建立起撞破星网之后的防御网，以免人类遭受灭顶之灾，这些才是赵刚所要费心考虑的！
第十二卷 冷战铁幕卷
第二十六章 … 晋商与徽商
前的形式虽然危机，可是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着手可也不是没有提纲领之处。与以往不同，这次的主要是各大行业寡头通过联姻方式渗透进入军界政界，可谓来势凶猛，由于推翻清朝的时候，赵刚并没有滥用暴力，所以山西的晋商，还有扬淮的盐帮都十分完整的保存下来，现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初期，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地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
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地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地日升昌巷、包头地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地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地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地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地生意一派兴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有布在全国23个城市，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已有存款（白银）36000，放款80000，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放款近70000。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
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897在日本神户、东大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这些晋商在解放之后，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解放遭受重创，考虑到晋商在中国金融的重要作用，为了避免经济崩盘，并且藏富于民。赵刚对晋商的处理是承认之前的政府过往，当然赵刚也不是傻子，借着晋商的名义，把那些满清贵族的钱包狠狠的炸了一次，不但挽救了晋商，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外快。
自从那之后，无论是那一届的晋商领袖，都对赵刚俯首帖耳，就连赵刚所说的基金会，也是毫不犹豫的将实业放弃，投入基金会里面，而这三年，晋商的表现也是紧紧站在皇室一边，一直跟随最强大实力一边的晋商，无疑是赵刚所能依靠的战友。
而扬淮的盐帮却不同与晋商，与皇室极为对立。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盐商与朝廷及各级官府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