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他众多的心血来潮式的新浪潮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没怎么认真实施，何况他的国家又倒得那么快但是这都被天可汗李世民记住了。
唐朝才真正开始了科举，可是非常遗憾，不管伟大的唐朝人喊出了多么响亮的口号，如——广开才路，豪庶平等。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完全走样。有一个统计，唐代状元共有二百五十一人，能查出名的有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能查出家世的有七十四人，这七十四个人里，出身官僚家庭的六十九人，占92％，而且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就有五十九人，占79。73％。出身相对“寒素”者仅五人，占8％。
那些家世显赫的人都是什么家世呢？其中“皇家宗室”有4人；孔门之后有五人；当朝宰相的子、弟、侄、孙、重孙等二十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十人等等。
明白了吧？这就是唐朝的科考，其实就是上层社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平民一族从传统豪族手里分权，跟广大的劳苦百姓根本不贴边。
这让根红苗正的真正平民赵匡胤很愤怒。
有观点认为自从五代之乱，华夏辉煌灿烂的文明从世界的巅峰开始了下滑。但是有一点，如果从科考制度的演变上来看，这反而是好事。
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上说，五代之乱，以及之前的两晋的破灭，让中国的社会结构彻底变化，把之前一直牢牢压在民众头顶，生下来就有权吃喝玩乐、祸国殃民的豪族门阀一一推翻打倒。取代他们的，是唯力是视的藩镇强人。从此，人们再不重视出身，只有凭着自己拼手抵脚、从低到高、一路攀升，踢开所有竞争者，昂首站在广阔天地间的真豪杰才能让人真心地尊敬。
比如刘知远、郭威、柴荣还有赵匡胤。而他们，更加清醒地看清了眼前的世界，把为国选材的目标定向了广大的平民百姓。
有宋一代，从赵匡胤开始，不许任何宗室、官宦的子弟下考场，并且废除了公荐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官相护，科考舞弊的可能。据记载，只有在北宋的末年，徽宗的儿子赵楷才参加了科举考试，这是极其特殊的例子（没办法，他爸就是那么的好玩嘛），他在糊名阅卷的情况下被定为状元，拆封后还是被换了下来。除此以外，没有一例当朝宰相的直系亲属入考，考生里连有直系亲属任四品及以上官职的都非常少。
环境变好了，那么作为一名应届考生，具体要怎样考呢？
非常简单，远没有后来的明清科考那么复杂烦琐，最初只有两级考试。第一级，你要在各州举行的取解试里过关，然后就可以进京到礼部报到，这里是省试，就是第二关。一般来说，省试考中，你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赵匡胤在开宝六年，也就是后来的公元973年觉察出了问题，他决定亲自当考官，来自己选取真正看得上的人。
这就是殿试。
从此以后，历朝历代，殿试都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等级，也就是最后一关。只要殿试也成功，就可以把吏部踢到一边，直接去当官。而且从此你的身价倍增，成了天子门生（再次强调，是皇帝考了你），所以再也不必（更不许）去认主考当老师，更不许再去拉同年当同伙，免得一辈子互相勾连，去拆皇帝的台。
这样的考试三年一次，考的内容也非同小可，绝不只是人们常规意识里那几本千年老书。从唐朝开始，就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等五十多种考试分类。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宋两代科考的主要科目。其中进士科尤其是重中之重，唐、宋间大部分宰相都是进士科的优胜者。
为什么呢？因为“明经”实在是个既可笑又讨厌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填空题。把古文经书两边盖好，中间空出，能填出来你就过关，再稍高一点的就是“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进行标准的解释，其实只要你记准了经文的注释就成。一切纯属死记硬背。
而进士，不仅要考你诗词歌赋，还要你写时文论政，那可都是真才实学，还得临场发挥。所以才值钱。但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变得不切实用了。等到宋朝那位无视一切牛鬼蛇神以及祖宗家法，甚至天地神明都不在话下的强人出世的时候，进士科就变成小儿科了。
因为问题很明显，而且无比的尖锐——谁规定的，会作几句诗就能管理好国家？正如赵匡胤当年所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但那都是后话，这时所有的人都努力吧，读书才是硬道理。你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且全中国的人，我再次强调，指的是所有出生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吧？
请看原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很唠叨，很儿歌是吗？但是小心，绝不准听歌嬉笑，不然以君前无礼论罪，全家、全族嘿嘿嘿嘿。因为写的人是乃是“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连上天以及太上老君都不断与他见面说话的宋真宗赵恒。
第二十章 对这个杂种要毫不留情
话说赵匡胤在公元969年6月从太原回到了开封，在首都各职能部门之间视察了一下工作之后，觉得一切都还正常，就安心回皇宫里继续看地图，想心事去了。
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他去做，天下，还那么的大。而且要留意一点，即从他在公元960年当皇帝那天起，到现在快有整整十年了，除了最开始那年，他两次出远门，干掉不听话的李筠和李重进之外，只有这一次，他才离家出差到北汉公干了四个月。
有近九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开封城里。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有一点极其重要，也非常的诡异。想一想，赵匡胤无论如何都是个非常仔细，非常小心，非常容不得无组织无纪律等讨厌现象出现的人吧？事实上他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罢藩镇，制钱谷，收精兵，还是重新分配官职权力，做的都是这样事。
但是历史证明，就在这十年之间，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有一股力量极大，影响深远，对宋朝的国计民生千行百业无孔不入的势力已经悄然生成了。
有迹象表明，当这股势力还在萌芽状态中，甚至连其主导人都还默默无闻时，赵匡胤是特意栽培提拔，让这个人在芸芸众生之中显山露水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既有赵匡胤情不得已之处，也有他从自本身利益出发，也要让这个人开始做大的初衷。
但是放虎容易收虎难，而且关门养虎，虎大伤人。当这股力量变成了一只庞大致密坚韧有毒的网时，或者更像是渗入了宋朝这个生命肌体里的另一套血网神经时，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这时的赵匡胤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再一次强调，他的宽厚、仁慈，真的变成了一把双刃之剑，一方面成全了他的帝国顺利衍化，变成了他希望生成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让他最终失去一切，其惨痛的后果，不仅是他本人，连他五六代之间的子孙都终生压抑苟且偷安。
这真是美德吗？人世间早就证明过了，当一个君王，甚至做一个普通人，都不能过分的善良！人，说到底都只是一种动物，思维和理智，还有情操，都只是生命的点缀吧从这一点上论起，天可汗的玄武门之变，才真的是唐朝兴盛的开始，以及李世民本人幸福的开端。其后唐太宗的所有仁政，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得以实现的附属物而已。
但是这时赵匡胤忙，只要安静下来，他就会注意到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光。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他已经从三十三岁到了四十三岁，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就要过去了，他怎能不急！他的目光一次次地抵达宋朝在南方的国境边缘，必须要做事了，但是具体在哪一点，还要再思量，再斟酌于是，赵匡胤从此就变成了蜡烛。
不是说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某个人。而是说，他能把千里之外的东西都照亮，却照不到自己的脚下方寸之地。
历史早就证明了，他的卧榻之侧，一直都有他人酣睡。不管这个人与他有着怎样的身世关系。
赵匡胤举目四顾，在他的领地之内，晴天白日，祥云缭绕，连他金峦殿墙根的每一根野草都是茂盛而舒展的。
就像他的心情。
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想好了要先对谁下手。这时的南方，还剩下了南唐、南汉、吴越，还有割据漳、泉两州的陈洪进。
以今天中国的地理名称而论，当时的南唐，就是现在的长江下游以南今苏皖南部，江西、福建的西部；吴越是今浙江和上海、福建的东北部；南汉，是今天的岭南两广。至于那位陈洪进，说来也是位强人，能在乱世中讨生活，在夹缝里求生存，但他实在太小，五代十一国里他不仅排不进五代，连十一国都没他的份。
于是他根本就算不上是赵匡胤的敌人。
吴越也可以排除在外，钱氏子孙既明智且坚定，谁劝都没有用，就是不当国王，一定要做赵匡胤的兵马大元帅，而且不必赵匡胤找，他自己就会随时进京汇报工作，听从组织训示。
剩下的就只有南唐和南汉了。先是谁呢？从地理位置来看，无疑是南唐。与宋朝只有一江之隔，而且宋朝对它知根知底，如果动手，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能多完整地接收的问题。
但是赵匡胤偏偏把目光从它身上跳了过去，直接盯住了它身后的南汉。
南汉？这绕远了，并且岭南两广地险酷热，人地生疏，攻击它的难度不会比打后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