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我们将他们扔在街道上好多天，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他吸了一口烟，用颤抖的手揉揉眼睛。“你从美国来？”
“那个婊子近来如何？”我突然想尿尿，祈祷尿意会消失。
“我在找一个男孩。”
“谁不是呢？”他说。持枪那两个人哈哈大笑，露出被鼻烟熏成绿色的牙齿。
“我知道他在这里，跟你在一起。”我说，
“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我要问你，你投奔那个婊子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我离开很久了。”我只想得出这么一句话。我头脑发胀，紧紧压住膝盖，忍住尿意。塔利班转向那两个站在门口的男子，“这算是答案吗？”他问。
“不算，老爷。”他们笑着齐声说。他把眼光转向我，耸耸肩，
“这不算答案，他们说。”他吸一口烟，“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人们认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跟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逮捕你，甚至将你干掉，你害怕吗？”
“我来这里只是要找那个男孩。”
“你害怕了吗？”
“是的。”
“那是应该的。”他说，回身靠着沙发，吸烟。我想起索拉雅。这让我镇定。我想起她镰刀状的胎记，脖子优雅的曲线，还有明亮的眼睛。我想起婚礼那夜，我们在绿色头巾之下，看着彼此在镜里的容貌，对她说我爱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一首古老的阿富汗歌谣伴奏下翩翩起舞，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看着，鼓掌称好，满世界都是花朵、洋装、燕尾服，还有笑脸。
塔利班在说话。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想见见他，见见我的男孩？”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上唇卷起，发出一声冷笑。
“是的。”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摇晃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
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拍得并不像。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
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
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赤裸的双足。有个卫兵按揿下按钮，房间里响起普什图音乐。手鼓，手风琴，还有如泣如诉的雷布巴琴。我猜想，音乐只要传进塔利班的耳朵，就不算是罪恶。那三个男人开始鼓掌。
“哇！哇！太棒了！”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小手在手腕处转动，打着响指，而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他的脚踩着地板，铃铛的响声完美地和手鼓声融合在一起。他始终闭着双眼。
“真棒！”他们欢呼， “跳得好！太棒了！ ”两个卫兵吹着口哨，哈哈大笑。穿白衣的塔利班身子随着音乐前后晃动，嘴角挂着淫亵的笑容。索拉博绕着圆圈跳舞，闭着眼睛跳啊跳，直到音乐停止。他的脚随最后一个音顿在地上，铃铛响了最后一次。他维持半转的姿势。
“好啊，好啊，我的男孩。”塔利班说，把索拉博喊过去。索拉博低头走过去，站在他两腿之间。那个塔利班伸臂抱住索拉博，“多么有天分啊，不是吗，我的哈扎拉男孩！”他说。他的手在孩子背后滑落，然后摸起，停在他的腋窝下面。一个卫兵用手肘撞了另外那个，偷偷发笑。塔利班让他们退下。
“是，老爷。”他们说完退出去。塔利班扳过男孩的身子，让他面对着我。他把手停在索拉博的小腹上，下巴抵着他的肩膀。索拉博低头看着脚，但不停用羞涩的眼神偷偷看着我。那男人的手在男孩的小腹上下移动、上下抚摸，慢慢地，温柔地。
“我一直在想，”塔利班说，他血红的双眼在索拉博肩膀上看着我，“那个老巴巴鲁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问得我眼冒金星。我觉得脸上冒出冷汗，双脚渐渐变冷，变麻木。他哈哈大笑：“你想干什么呢？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我敢说，我身上有一点你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从来不会。”他用嘴唇去擦索拉博的耳朵，眼睛看着我。“我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跟他干上一架，看来，我只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
说完他将太阳镜摘下，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
我想呼吸，但不能。我想眨眼，但不能。那一刻多么虚幻——不，不是虚幻，是荒唐。它让我无力呼吸，让我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脸上发烧。那句关于烂钱的谚语＇英语中有句俗语， “A bad Penny always tums up”，意思是坏人总是会回来 ＇怎么说来着？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他的名字从深处冒出来，我却不愿意提及，仿佛一说出来，他就会现身。但这许多年过去以后，他已经在这里了，活生生的，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
我脱口说出他的名字：“阿塞夫。”
“亲爱的阿米尔。”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明知自己这个问题蠢得无以复加，可是想不出有其他可说的。
“我？”阿塞夫眉毛一扬，“这里是我的地盘，问题是，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声音颤抖。我希望话不是这么说出口，希望自己没有浑身发抖。
“这个男孩？”
“是的。”
“为什么？”
“我可以为了他付钱给你，”我说， “我可以汇钱给你。”
“钱？”阿塞夫说，忍不住狂笑起来。“你听说过洛金汉吗？在澳大利亚西部，天堂般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沙滩连绵不绝，绿色的海水，蓝色的天空。我父母在那儿，住在海滨别墅里面。别墅后面有高尔夫球场，有个小小的湖泊。爸爸每天打高尔夫球，我妈妈比较喜欢网球——爸爸说她打得很棒。他们开着一家阿富汗餐厅、两间珠宝店，生意非常兴隆。”
他拣起一颗葡萄，慈爱地放进索拉博口里。“所以，如果我需要钱，我会让他们汇给我。”
他亲吻索拉博脖子的侧边。男孩身子稍微一缩，又闭上双眼。“再说，我跟俄国佬干仗不是为了钱。加入塔利班也不是为了钱。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加入他们吗？”
我嘴唇已经变干了，舔了舔，这才发现舌头也变干了。
“你口渴吗？”阿塞夫说，满脸坏笑。
“不。”
“我认为你很渴。”
“还好。”我说。事情的真相是，房间突然之间变热了——汗水从我的毛孔冒出来，浸湿我的皮肤。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坐在阿塞夫对面吗？
“随便你，”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讲到哪里了？哦，对了，我为什么加入塔利班。嗯，也许你还记得，我过去不是那么虔诚。但有一天，我看到真主显灵了，在监狱里看到。你想听吗？”
我默默无语。
“很好，我来告诉你。 ”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波勒卡其区，
1980年，就在巴布拉克 ？卡尔迈勒 ＇BabrakKarmal（1929～1996）， 1979年至
1986年任阿富汗总统＇掌权之后不久。我被逮捕那天晚上，一群士兵冲进我家，用枪口指着父亲和我，勒令我们跟他们走。那些混蛋连个理由都没说，也不回答我母亲的问题。那也不算什么秘密，谁都知道新政府仇恨有钱人。他们出身贫贱，就是这些狗，俄国佬打进来之前连舔我的鞋子都不配，现在用枪口指着我，向我下令。他们手臂别着新政府的旗帜，胡言乱语说什么有钱人统统该死，仿佛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一样。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冲进富人家里，将他们投入监狱，给志同道合者树立起榜样。”
“不管怎么说，我们六人一组，被塞在冰箱大小的牢房里。每天晚上，有个军官，一个半哈扎拉、半乌兹别克的东西，身上发出烂驴子的臭味，会将一个犯人拖出牢房，恣意殴打，直到那张肥脸滴着汗水方才罢休。然后他会点香烟，舒展筋骨，走出监狱。进去那夜，他选了别人。有一晚，他挑中我。真是糟糕透顶，我那时患了肾结石，尿了三天血。如果你没得过肾结石，请相信我，那是你所能想像到的痛苦中最厉害的一种。我妈妈过去也患过，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宁愿生孩子，也好过得肾结石。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他们将我拖出去，他开始踢我。他穿有铁鞋尖的及膝长靴，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玩踢人游戏。他也用它们踢我。他不断踢，我不断惨叫，突然之间，他踢中我的左肾，结石被挤出来了。就是那样！啊，解脱！”阿塞夫大笑，“我高喊‘真主伟大’，他踢得更加厉害了，我开始哈哈大笑。他气得发疯，使劲踢我；但他踢得越重，我笑得越响。他们将我扔回牢房的时候，我仍在发笑。我笑个不停，因为突然之间，我得到了真主的指示：他就在我身上。他要我为了某个目标活下去。”
“你知道吗，隔了几年，我在战场撞见那个军官——真主的行为真是幽默。我在梅曼那＇Meymanah，阿富汗西北部省份法里亚布（ Faryab）首府 ＇附近的战壕找到他，胸口插着一块弹片，流血不止。他还是穿着那双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