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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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史记-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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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中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是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春秋时期的齐懿公在与邴歜争夺田产中失败,后来当上了国君,把邴歜的墓掘开,拖出尸体“而刖之”,就是把他的脚从他的尸体上给剁了下来,以示惩罚。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4)
最有意思的报复出现在隋初人王颁身上,把仇家的尸骨头烧成灰搅到水喝了。他听说父亲王辩让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杀了,悲痛欲绝。陈灭亡后便欲去掘陈霸先的万安陵。陈陵很大,一夜恐怕掘不开,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王颁喊上其父亲生前手下的士兵一千多人,“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晌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象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馋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从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如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次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比刘去变态的是南朝时陈宣帝陈顼次子陈叔陵。陈叔陵是一个极其好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5)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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