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古怪的方式来发布动作指令呢。
关于这第一个调查方向，主要就是从拥有良好视角的人中间筛选，除路人外，就是站牌所在马路两侧房子里的人，加上稍远些高楼里正对站牌一侧房间里的人。
然后，就是第二个最主要的调查方向。
列出第一种可能性，只是为了拾遗补漏。实际上，我觉得把站牌涂黑，是针对某个十一点半后会在这个站乘车的人。
这个人应该并不每天在这里乘车，不熟悉他要乘坐的那一路车的行车线路，所以又看站牌的需求。当这个需求因为站牌被涂黑而无法得到满足，他就会改变原本的行为模式。可能他会坐错车，可能他会改乘出租，可能他会选择步行，也可能他因此取消了原本的行程。不管是哪一种改变，都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因为原本的计划被打乱，所以这个人抬头注视涂黑站牌的时间，必然比一般人更长些，他甚至会有一些懊恼不满的表情或动作。相信这样的特征，能帮助王美芬缩小嫌疑人名单。我在附近逛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街道的关键点上都有着路面监控探头，就只是不知道分辨率是多少，能看清楚站台上的人脸否。
至于王美芬能否拿到监控录像，我是不担心的，大不了她就再黑一次托盘呗。只是光凭监控，是很难直接查出可疑人的身份的，至少警方就做不到这点，必须有其他的线索一起综合起来。托盘行不行呢，我看行，如果王美芬能调用托盘资源的话。
此外，指令时间是十一点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提前量。那个人最有可能出现的时间段，是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如果对托盘的能力再信任一些，就是十二点至下午一点间的这一个小时。
把以上这些条件加进去，王美芬应该能在监控中圈出些重点关注对象来。到时候根据这些人生活工作中出现的变化，再做进一步的筛选。
我把这些建议通过愿望满足器发过去，很快收到了她的回复。
很好，有头绪了，等初步资料搜集出来，再和你讨论。
午后，我回到了上海。
其实，我极想走访站牌附近的店家，像一个调查重大事件的记者一样，用脚把真相一寸寸地“量”出来。这不是职业病，而是这样的做法常常有效。以这次来说，如果动作链第一人（我打算就这么称呼他了）真的在看见黑色站牌时，有什么奇怪举动的话，那么总有人会因此对他留下印象，这可比想办法去看监控录像直接方便得多。我没这么做的原因，是拇指。
拇指是初始动作的执行者。喂食者协会对复杂测试明显要比个人化的愿望满足器测试更重视，愿望满足器上只会给出初始动作的指令，指令的执行要靠愿望满足器的持有人自己完成，协会根本不会插手，只观察过程和结果。复杂测试协会的参与度要高出很多，昨天才刚由拇指执行了初始动作，今天就有一个人去挨家挨户调查，难道不会被拇指发现吗？既然是测试阶段，那么喂食者协会一定也很关注整个动作链是怎样一环一环扣上去的，说不定类似王美芬现在在做的事情，协会里有一组人专门负责呢，我这个正在第一条红线和第二条红线之间徘徊的人，就这么直愣愣地把自己再度曝光，等于是主动要求让人给自己判死刑，而且还会连累王美芬有暴露的危险。
做完下午的采访，回到报社里写稿，旁边两个女同事在讨论昨晚的宫廷穿越剧剧情，心里想着，现在电视剧越来越不靠谱，一个现代女人穿越回清朝可以让所有皇子打破头抢，宫廷戏码幼稚起来比儿童剧还幼稚，阴谋起来比谍战剧还阴谋。正默默吐着槽，忽然之间，想到涂黑站牌未必就是针对准备在此站乘车的人，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就像谍战剧里司空见惯的在窗台摆花盆的暗号一样，把站牌涂黑，这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的含义。当这个暗号一出现，接收到的人就要去做某件事。
没错，这彷佛是只有谍战剧谍战小说里才见得到的戏码，但所谓谍战，并不是在那逝去的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才会出现。现在的和平年代，看似平静的海面下，谍战其实无处不在，小到老公调查绿帽大奶调查二奶，再到公司之间的商业战，大到极端组织与国家力量之间的猫鼠游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交锋，一场又一场的谍战正在常人无所知觉时此起彼伏。
况且，暗号是一种约定。收到暗号的人和看不清站牌的乘车人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在面对漆黑一片的站牌时，反应是不确定的，哪怕对托盘来说，是要综合了大量信息进行推测的，但前者是确定无疑的，暗号一出现，就要照既定的方案来实施。以我这颗不了解复杂学、混沌学的简单脑袋想来，以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推动力来说，前者更精确、更有力、更有效。
我连忙把心想到的可能性通过愿望满足器传给王美芬，但心里毫无一丁点儿的成就感，不安反而越发的扩散，甚至颓丧起来。
因为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意味着，王美芬的工作量，会暴增到可能根本无法完成的地步。
一个需要乘车的人，突然发现要看的站牌被涂黑，看不见具体内容了，肯定会诧异，而这种诧异会通过其外在行为反映出来，最常见的就是视线停留。这就给了观察者判别的依据，起码王美芬可以排除掉一大半的人。但看暗号就不同了，一个间谍最起码的素质就是保护自己，绝不会蠢到长时间注视暗号标记。所以，这就变成王美芬要把任何眼神在站牌上掠过的人都放入怀疑名单。且不说监控探头能否观察到人那么细微的眼神，这该是数量多大的一个名单啊。更况且，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我，需要每天去看一次暗号有没有出现，会怎么做，扮作路人经过？未必。坐在出租车上经过？有可能。坐在公交车上经过？有可能。我按住额头，见鬼，太多种不会被监视探头发现的方式了。
王美芬回复说，我说的第一个方向她打算先放到一边，主攻第二个方向。涂抹公交站牌是为了让人看见涂抹动作本身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和为此需要投入的成本不成比例。
好吧，面对巨大的工作量也只能选择性地放弃一些了，我能想象得到王美芬看到我关于暗号的补充时的表情，这让她的工作量直接翻了几番，估计不动用托盘是无法完成的。
而这才只是查找第二个动作的动作链第一人，接下来还有动作链第二人、第三人，天知道中间会经过多少环节，然后才与第一个动作产生的后果交汇，又要经过多少环节，才会抵达终点。我们现在还困顿于动作链第一人这环上，在我们圈出嫌疑人名单，再一个一个分析排除的时候，整个动作链已经进行到第几环了呢，这样下去，还赶得上阻止吗？
我心里浮起王美芬告诉我的话，当第二个动作出现时，意味着整个反应链已经开始加速了。
唉。
其实，关键在于看破反应链的轨迹。看不破，就只能跟在后面，眼睁睁看着骨牌一张张倒下去。不对，看不破的话，根本就看不见下一张倒下的骨牌在哪里。比如黑站牌让二十个人的的行为改变，其中五人有重要嫌疑，因为人力有限，我们就只能观察这五个人。但这五个改变了原有行为的人，又各自让五个人有了可疑的变化，预算到了涟漪的第二圈，我们就必须观察二十五个人，到了第三圈，数字变成一百二十五人。即便我们在这个数字里再精简再排除，到了第四第五圈的时候，也一定会面对三位数的被观察者。在五圈几百个需要观察的人里，实际上只有五个人在我们想要找的那条反应链上，要是我们还不能看破未来的轨迹，也许在第六圈上就要面对分析上千个样本的局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王美芬对我的期待，就是能够避免这样的局面，用我的经验、我的想象力、我的直觉，及早地看穿反应链轨迹，知道事态究竟要怎样发展，才会在未来的某一刻让D岛被分割出去，然后一刀将反应链切断。
王美芬给了我一个网址，她会把搜集到的信息第一时间传上去，让我至少每小时上去看一次有没有新的内容下载。这就是我和她目前的分工，她主攻搜集，我主攻分析。
回到家后上网，那地方已经有东西了。
王美芬已经通过监控录像统计出，昨天中午十二点至下午六点间现场的行人总数。其中，十二点至一点间有273人，一点至两点间有231人，两点至六点见有947人，共计1441人。其中，按视线角度划分可能看见站牌的人数，是1069人，其中能观察到有看站牌动作的，共465人。这465人种，注视站牌超过3秒钟的，有79人。
这465人的分布，是十二点到一点间97人，注视超过3秒者13人。一点至两点间88人，注视超过3秒者13人。两点至六点见280人，注视超过3秒者53人。
刚看到这串数字我就眼前一黑，这才是监控探头视野范围内的行人，只能算是第一圈涟漪的大部分。
王美芬特意在最后注明，同时间内来往车辆内人员的调查和附近拥有良好视角的建筑物内人员的调查，因为难度和工作量的关系，调查优先级暂排最后。
也就是说，在其他所有信息都调查完毕，并且依然没有头绪的情况下，再调查这部分。
我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
我沏了壶普洱，喝一泡，刷新一遍。
喝到第二泡的时候，新的内容来了。
是关于第一小时里，13名长时间注视站牌的行人中，5人的具体身份，生活状态概述，及昨天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经过临湖桥的。
到这壶普洱淡之无味，我起身将其倒掉的时候，13人的全部概要信息已调查完毕。
至夜里九点二十三分，第一小时97人全部调查完毕。
至次日零点十七分，第二小时88人的情况也齐了。
这样惊人的调查速度，除了动用托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