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院长，各研究所所长和琉球科学院华人院士，召开“影子内阁”扩大会议。
毫无疑问，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亚元区历史上与会人员级别最高、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会议。为了加强亚元区内的交流，“影子内阁”一致同意会议安排在釜山举行。
鉴于会议的规格和规模太过惊人，为了不引起国际社会的猜疑，亚元区国家和地区对此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被冠名为“亚洲经济发展论坛”。
1948年11月的最后三天，海外华人互助会代表团、南华政府代表团、台湾省议会代表团、琉球共和国代表团相继抵达釜山。
这可是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以东道主身份承办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继加入联合国、参加奥运会之后，又一次提高韩国国际地位的机会，韩国政府上下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了迎接各国代表们的到来，已成为韩国第一大城市的釜山到处张灯结彩。不但加强了保安措施，甚至连市容市貌都因此得到了大幅改观。
12月1日上午8点，韩国总统崔用德、外交部长金得西、财政部长李在旭、教育部长朴喜皓等人，分部将下榻在三个酒店里的琉球总统曹朴、南华总统林群贤、台湾省议长吴炳国、海外华人互助会秘书长胡文虎、海外华人基金会主席荣一心等人人，迎接至南浦洞不远处的龙头山公园。
而早在一个小时前，韩国警察总局局长金贞烈就亲自率领一队便衣警察，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王世杰、陆志鸿、陈垣、李季谷等人幕后大佬们，秘密护送进了会场。
琉台南韩四地大佬们在龙头山会场外的草坪上，分别对记者们热情洋溢的发表了一通对亚元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演讲后，才鱼贯走进了戒备森严的会场。
不得不承认，会场的布置别出心裁。近千张桌椅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弧，将演讲台围绕在会议厅的中央。而与会人员则按照政府、科技教育、经济金融、军事四大块就坐，尽最大可能的促进琉台南韩四地官员之间的交流。
见众人都与身边的异国朋友打完了招呼，韩国外长金得西站了起来，走到会议厅中央的讲台边，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并邀请琉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琉日友好协会理事、琉球共和国驻日代表刘晓忠发言。
“尊敬的崔总统、林总统、曹总统、吴议长，以及韩南台三地政府的朋友们。受大会组委员会的委托，我很荣幸地给大家介绍下日本的最新情况。”刘晓忠司长绕着演讲台给众人礼貌的点头致意后，侃侃而谈道：
“对日研究一直是我们亚洲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我们得到了韩国政府驻日代表处、琉日友好协会、日本华人互助会以及日本台湾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我国外交部向上述部门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着得意弟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刚从国内解放区归来的邵华强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盟军最高统帅部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我想大家早有耳闻。可以说这部宪法将决定着日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刘晓忠司长顿了顿之后，异常严肃的说道：“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学校和夜校老师联盟，成功说服文部省、最高统帅部和国会，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他们的游说显然成功了，新宪法里明确规定日本今后将实行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知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本来就比亚元区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就算对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台湾，迄今为止也才实行了六年制义务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们不迎头赶上，那亚元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亚元区的人民素质，将被日本拉开更大的差距。这将危及到亚元区的安全，以及亚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日遏制，是琉台南韩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台南华人还是韩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强大起来。崔用德总统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朴耳边低声说道：“总统先生，看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了。”
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 peopl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 “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