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十米。碰上这样的日子，是将军坟汽车站最热闹的时候。这个车站是将军坟地区连接三省的中心枢纽，每天发车十八班次，把当地群众和代名为“先锋机械制造厂”的军工保密厂的出差干部、探亲职工送往三省百里之内的几个城镇，从那里可以坐车船去有火车站的地方。如果天气正常，每天十八班次正好把陆续而来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这种阴雾天，由于能见度差，有几趟往来于危险道路上的班次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一律停开。这样，原先拟乘这几趟班次的旅客就不得不改变路线，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后步行。所以，这样的日子，汽车站通常总是秩序大乱。不但售票窗口前人头济济，就是检票口也是一副拥挤景象，一些买不到车票的人都想混进车站，强上汽车。这天，由于多停开了一趟班次，所以拥挤现象更为严重。
上午8点10分，开往楠角镇的汽车开始检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种行李的旅客乱哄哄地涌往检票口。汽车站派出了四个膀粗腰圆的职工检票，两个一边站在只能通行一人的铁栅栏通道口，一边吆喝着让人们把车票拿在手里，一边一个个验票放行。所有有车票的旅客，都把车票拿在手里，拼命地往前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夹克，肩上挂着一个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车票递给检票者。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曹秋林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实力。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去分析。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析单位中的一家。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每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先锋厂研究所”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讯员送去。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究所”。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室等待。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由于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公安处和以往那样，给曹秋林预订了今天去楠角镇的汽车票，因曹这次是一人，又要派人护送，被曹秋林婉言谢绝了——根据基地的规定，机要通讯员不能与外人同行。曹秋林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时当过侦察兵，回国后又在部队于保卫工作，一向机警谨慎，正因为如此，才被核试验基地选为机要通讯员，承担基地外的长途机要通讯。1964年以来的八年中，他多次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没料到这次却是意外，人还未离开将军坟就出了问题。
当下，那四个检票的大汉见曹秋林神色迥异，料想他失窃了什么东西，估计多半是钱钞，便关切地询问：“丢了多少钱？”
曹秋林摇摇头，脸色铁青地转头扭颈冷眼四下观望，没发现可疑人物，遂压低了声音对四人说：“你们看住这里，所有人都只许进不许出。外面这些人，不要惊动他们，发现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说！”
“您同志是……”他们不知曹秋林是什么人。
曹秋林没有回答，拉开拉链让四人看了看腰间的手枪，便拔腿往车站里飞奔而去。他一口气奔到站长室，出示了证件，三言两语说明了情由。
站长立时惊出一头冷汗，急煎煎问道：“咋办？”
“你马上组织全站同志，把车站外的人都赶到站内停车场去，卡住通道，只进不出；另外，所有车辆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长出去后，曹秋林马上往“先锋厂”公安处打电话报案，接着又向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报了案。
公安特派员小姜立刻赶到汽车站，这时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内停车场上，他进去走着扫了一圈，认出几个在他那里挂过号的小偷，马上一一叫出来，让车站职工先把他们看起来。这时，“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副处长刘城率领二三十名警察风风火火跑步赶到。曹秋林、小姜把处置措施说了一遍，吴荣德当即下令：“先搜查那五个在小姜那里挂过号的家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个是插队知青，二个是当地社员，都是偷鸡摸狗、挖墙掏兜的行家里手，个个进过“群专队”，蹲过拘留所，可谓是见过世面的角色。但没一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结果，四个男的没什么，但公安处的两个女警察在那个叫袁淑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发现了一百四十元钱，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笔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讯问。四个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经许可不准离开生产队；警方传讯，随叫随到。
吴荣德和刘城、小姜商量后，决定对停车场进行清场，所有人分几路排队离开，出卡子前必须自动将行李打开、衣兜掏净，接受国检。一小时后，近千名对象悉数通过了卡子，没发现失窃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对所有的车辆、停车场的厕所、杂物间等旮旯进行了细密的搜查，并无收获。
至此，必须将案情上报了。
“先锋厂”公安处将案情紧急报告厂部后，厂部当即启用应急密码，向北京国防科委拍发加急电报。与此同时，还开通专线保密电话，直接向国防科委报告了案情。国防科委战备值班室接到案情报告，震惊之下马上向主管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当即亲自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迅速协助侦破此案，追回密件。
这时，由“先锋厂”公安处牵头召开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经在临时征用下来作为专案侦查指挥部的将军坟公社革委会会议室举行。由于将军坟地处三省交界处，所以公安处请来了将军坟汽车站发往三省终点站——楠角镇、芙蓉溪、泥坪风三个镇的派出所长一起参加会议。案情分析会开始前，吴荣德处长向与会地方公安民警通报了案情，传达了“先锋厂”领导班子的决定：由于失窃的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的密件，所以侦查指挥部由“先锋厂”公安处成员清一色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协助，以及时侦破案件。接着，吴荣德请机要通讯员曹秋林叙述了失窃密件的有关情况。
曹秋林叙述完后即退出会场，根据核试验基地接到案情通报后发来的急电，他随即被隔离审查，软禁于“先锋厂”公安处，直到后来侦破案件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并且调离了机要通讯员这一岗位。
之后，正式进行案情分析。对当地治安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第一个发言，亮出了他的观点：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动机是扒窃钱包，不料判断失误，错窃了密件。
小姜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楠角镇派出所所长老许的支持：“小袁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