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了。他在京闻噩耗自然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才深切感受“直觉”到母亲不在人间！没有妈妈的家再小也空空荡荡，家越大越空荡。因父亲中了状元而大事增建的“家”，此刻对阳明成了残酷的嘲弄：外在的东西到底有甚么用？这些人工的东西与我心何干？人为什么说死就死了呢？
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相隔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甚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的思考，不同于亚里斯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式的宋理学，郑玄式的汉学均大不相同。这个切切实实的生命困惑，蕴酿了阳明冲击汉学宋学的契机：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的浅近境界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他开始迷恋养生之道。
显然，当你死了就甚么也不是了。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长生久视。
当时，南方流行的是融合了全真，清微，净明三派的正一道。从洪武初年起，正一道天师即掌全国道教事，超出全真道而为主导。他们推崇全真南北二宗的内丹之传，以性命双修为教法之本，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运用宋儒的太极之说解释心性，并糅和了禅宗的心性论。他们的练丹法也体现着三教合流的特色，以“自性法身”为本，以“摄情归性”“摄性还元”为进修之要，以“粉碎虚空”为最高境界。因为，他的学生对他这方面的事情几乎是讳莫如深，我们对他到底学了哪门哪宗不得而知，但估计应该是上述正一道，因为其基本理路与阳明的个性教养相契，也与他后来的风度相合。有的记载说阳明一生都在练内丹。他若修的不是正一道，也是全真内丹心性学一路，或内修南宗一脉，更关键的是这几路都差不多，更何况三教合流是明代的大背景。
不过，他反正也是初学，无关紧要。他这此回来是完大婚的。关于这次婚姻，记载无多。根据古人的惯例，象王家这样的，若本地联姻，多半是亲族在衍化，七大姑八大姨地连环套着滚动发展。若是与外地人联姻，多半是同僚，同学，同年等等关系在起连缀反应。阳明的岳父诸介庵正是余姚人，现官江西布政司参议，与王华是“金石相契”的至交。在阳明还是个嬉笑无方的小孩时，诸介庵在吏部，主会试那一年，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活泼的小阳明，慨然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到了今年，他已十七岁，可以完婚了，他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情以及这十来年不时的关怀，更为了示尊重和隆重，遂决定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去迎娶夫人诸氏。
然而，新婚合卺之日，他却闲行入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趺坐一榻，遂即问讯，那个道士原来懂养生之术，阳明遂有千里遇名师之感，坐下来倾听，继之，相与问答。阳明凭着“体悟”，道士凭着学问，两人谈锋均健，甚为相得。不知东方之既黑。阳明居然忘了他的洞房花烛夜。阳明的率性，一旦倾心遂物我两忘的特性，于此油然可见。也可看出当时他对养生之道迷醉到甚么程度。然而这太出格了。他又与道士谈到东方之既白。直到岳父派遣人员到处找他，从铁柱宫把他“捉拿归案”。《围城》中的董斜川说王阳明怕老婆不知有何根据，看阳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当不至于受制于内帏。也许发韧之初，他犯了这个“原错”遂终生在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也只能说明他是人道主义，不搞什么大男子主义。这，也许就是哲学家多被人讥为惧内的原因。
３．眼见真儒
他现在既相信像于谦那样的功名才能流芳百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从而热心兵事，然而不过是侠客梦想。又想长生不死，从而迷恋道教，然而也不过是练一些导引气功而已。更想着他的“第一等事”，想成为圣贤。此时他还不能很好的融合这三角关系，只是忽而以此为主忽而以彼为主。但已可看出其心理结构是多元共生立体式的，这块“集成板”已安装了兵道两路的线头。而不是拘拘小儒那种单线条的。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终老林下或书斋。
这样，十八岁这年他与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1422……1491）的会面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领着夫人回余姚，坐船过广信「今上饶」，他特意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娄谅。奇Qisuu。ｃom书娄谅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氏亦然。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这其实是儒学的通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笃信不疑的学而致圣的原理。却因正搔着王此时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听大儒讲与看大儒的书有直接感受与间接接受的差别，会谈时的〃情感场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再说，直接听能感受到简易明细的思路。大儒的气象本身也有感染力。从此，阳明更坚定学做圣贤的志向：只要通过〃学〃能成圣，那我肯定能成功。
娄谅走过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理路程。他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转辗听说在江西临川的吴康斋（与弼）是个圣人，遂从老家广信上饶再度出发“朝圣”。这一次没有失望，康斋也“一见喜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也聪明性紧。”康斋针对一斋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娄一斋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
这些与阳明早期思想若合符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中介绍了上述内容以及王专访问学之事后，明确地说：王的姚江之学，娄发其端也。娄反对“举子学”，倡导“身心学”，议论虽主程朱居敬之旨，却深深地潜行濂溪明道之学，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学的一个有力的来源。娄的同门胡敬斋曾讥笑娄近似陈白沙的浪漫主义。所谓娄发姚江之端，其实是娄契合了王的“浪漫”心志，是那个“道”本身决定了他俩对跑道的选择。
明人上至皇帝大儒下至愚夫愚妇都信神秘数术。娄一斋在英宗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人们问为什么，他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果然，会试的贡院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有了神术。然而他没有算出来他的女儿嫁给宁王，使得他的子侄多被捉拿，门生散谪，他这一脉宗门狼狈不堪寥落星散。阳明平宁王后给已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名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当年受点拨之恩。
即使娄一斋不算王学的发端，阳明心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康斋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增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康斋就讲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他与来从游的弟子，躬耕自食其力，雨中披蓑笠，负耒耜，并耕于野。和学生一起吃最普通的百姓饭。陈白沙从广东来就学，晨光初现，康斋就亲自簸谷子。白沙不起，康斋大吼：“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叹笺注著作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也是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这种人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
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需求，所以才有这些寻求新的智慧境界的才志之士来不约而同的谋求新的进路。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
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他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的更多的还是“宋儒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
成化三年，王华的岳父去世，王华也须丁忧，他便回了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准备应举考试。阳明则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收取经子史籍读之，常常读到深夜。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后来总结出“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章法。
４．格物
举子业，主要就是背朱子注释的《四书》，再练习作八股文。阳明总是能把浅近的目标与深远追求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其智力有余裕的表现，更是胸有大志的缘故。自然这也是中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传统智慧。阳明是“上根”的人，他用朱子的“格物说”来格举业这个“物”。所以，不可能像范进们那样用尽毕生之力还“屡试不售”。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
又有明人惯用的神秘的附会：在考场中，半夜见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三人好作事”，然后忽然不见。果然王与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叛乱，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定之。（《年谱》）
阳明对于“举子业”素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在别人只是埋头死背词章训诂时，他却要从中探究心性的秘密，要洞彻朱学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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