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令日美矛盾更加激化而已。
而悬念于一九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揭开。这一天日本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从此开始了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时代。虽然在日本还要仰仗英美资本及市场的最初阶段，《帝国国防方针》中的某些条文只是埋藏在海军造舰拨款下的一条暗流。但是终将不可避免地公开化，并在将来全面爆发。
所以，罗斯福决定派出大白舰队在全世界作炫耀性巡航的时间正是一九零七年六月。在私下场合里罗斯福也毫不隐瞒他派舰队到太平洋巡航的真意：威慑日本。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战列舰队环球航行的真正目的，是对日本开始萌生的非常丑陋的战争谈论的答复。这是我所知道的下面这句话的最好范例：‘说话和气，手持大棒’。”
而对于中国的政坛和政治形势，美国也在积极扶持“亲美”派。
日俄战争后，徐世昌成为东三省总督，耶鲁大学毕业的唐绍仪为奉天巡抚。两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系统的实力人物，也被认为抱有亲美情绪。
在美国的提议下，东三省的清廷官员开始考虑引进美国资本，修筑新民至法库的铁路，并将其延长到齐齐哈尔，形成环绕世界的“环球铁路”的一环。美国还提出建立东三省开发银行。这些举措势必打破日本在满洲的独占地位，因此引起了日本极大的不安和敌意。
尽管美国的提议在东三省实施得非常困难，但令美国人感到欣慰的是南方又有一位强势的亲美人物在崛起，那就是陈文强。（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四章美国的判断，日人碰壁
即便是合作经营、贷款优惠，铁路依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在东三省遭到日本歧视性运输压制的美国，更希望不要在别的地方有同样的遭遇。
德国资本介入粤汉铁路，并继续承揽着鄂湘两省的轻轨铁路，从而在华中、华南依托铁路拓展着工商经济，这无疑也对美国产生了刺激。
广东在中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铁路的赢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扩张，肯定是相当诱人的。尽管陈文强的条件比较苛刻，但也没有超出正常的商务往来，只是一种平等的合作，符合国际商务合作的条文和惯例。
所以，无论是修复抵美运动后的政府形象，还是从经济商业角度考虑，美国政府都比较乐于促成此次合作。
而陈文强虽然缺乏资金，但宁肯再拉上德国，使经营权由三家共管，也不想全借美款。这样做，他就只要拿出修筑铁路的三分之一资金，而且是分批分期的投入，有侨资和粤省的商绅入股，中美德共同出资、共享效益、共同管理的修路计划就确定了下来。
美国资本投入铁路，一方面是为了经济效益，一方面也有结好陈文强、扶持亲美人物的含意。即便不说陈文强在广东、湖南、湖北的势力，就看现在的抵日运动，作为积极的筹措和推动者，也令美国人感到支持、亲近陈文强是物超所值。
放眼中国，除了陈文强，还真没有哪一个能在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没有哪个人敢于在地方施展铁腕政策，剿匪清乡、兴利除弊。
“……各地匪乱并未得到有力控制，是高居庙堂的清廷逐步失去社会控制力的表征；但在广东，依靠着或许残酷但却有效的手段。凭借着坚强敢战的警察，以及一批廉洁负责且又年轻的官员，陈文强正将全国最严重省份的盗匪问题压制下去，正在获得无可替代的社会控制力。如果再加上西南的广东军队，统帅是陈最为可信的密友，在广东陈文强已经具有了难以撼动的实力。而这还没有算上侨商、立宪派商绅等雄厚的社会资源。以及在湖北、湖南、上海的势力……”
“陈在成为地方实力派的道路上走得很快，判断形势亦很准，且善于把握形势之变化，以为己用。西南革党叛乱，非但无损其实力增长，反倒为其所借助，成为清廷和粤督皆不敢轻动的重要人物……”
美国人对于陈文强的评价和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将他视为地方实力人物也并不夸张。
如果追根溯源，历史上民阀时代的祸因。应该始于庚子事变的东南互保。这次事件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朝廷，虽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扫地。
同时，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阀时代的序幕。
当然。在当时可被称为地方实力派的还有不少，比如张之洞。比如曾经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但他们与陈文强是不同的，也没有陈文强那种霸气。有琼州这个牢固基地，拥有兵工厂，拥有警察，拥有密友统率的军队，势力布于数省。陈文强完全可以“坐拥地盘，概不奉诏”。
……………
等到佐藤屡番被拒，不得不非常不礼貌地在路上拦住陈文强的护卫车驾后，却又不得不接受没有结果的事实。
“凡事有因必有果，抵日运动的兴起不是没有来由的。贵使心里想必也清楚是为什么？”陈文强说话还算客气，没有暴粗口，但面色严肃，毫无商量的口气，“作为一场民众自发的运动，本官，即便是朝廷也无可奈何。况且，想要改变别人，就先改变自己。错误没有纠正，人没有反醒，事情就没有转机。对于贵使此番的失礼，本官可以原谅，但对贵使的要求，本官是万难答应。”
见到了面，话也说了，却是简短而有力，陈文强断然拒绝佐藤的邀请，上车率护卫绝尘而去，只留下佐藤在忿恨不平。
“这个家伙太无礼了。”佐藤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和陈文强打交道还是头一回，也没想到陈文强是如此绝决，如此干脆利索地断然拒绝，根本没有商讨的余地。
“他自恃实力，连总督和清廷都不能压服，事情不好办啊！”秘书小林紧皱着眉头，却有些无可奈何。
事情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的恃强无理，在于“二辰丸”事件的不公正解决。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再示弱反复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也就是说，陈文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条件，但已经透露出了比较清晰的信息，但却是日本人无法办到的。
而且，陈文强一口一个本官，倒象是把自己与民间自发的抵日运动给分隔开，既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也让日本人明白，走官方的路子行不通。
事实也的确如此。抵美运动时，清廷也曾下过严禁抵制的命令，可有什么效果呢？现在的抵日运动也是一样，不管是清廷，还是总督袁树勋，都无法有效地遏制民众的热情。
“宪政派的实力更加强大了。”佐藤答非所问，不无顾虑地说道：“中国各省都有，正在把持基层的舆论和民意。而且，抵日运动只对少部分经销日货的商人有所冲击，对于中国的工商实业者来说，却是乐见其成的好事。而从抵美运动来看，抵制者显然已经找到了防止分化并使之能够长期持续的办法。结果似乎也可以猜测，那就是日货即便能够卷土重来，也将失去很大的市场，失去很多使用的客户。”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六章先国家后政治
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庚子事变后的新政改革，晚清的政局形成了新老两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
所谓老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
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则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的考量。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
在历史上，恰恰是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陈文强呢，他现在不仅仅是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还是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这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在陈文强的思维来看，改革与革命可是很相近的，关键在于一个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派。在某种形势下。两派是可以合作，可以融合的。
所以，宪政派不是陈文强的敌人，他也乐于尽力为壮大宪政派的实力做出贡献。而宪政派的实力越强，越能对清廷形成倒逼，从而引起宪政派对清廷的不满。
腐朽无能的官僚体制既无法进行大刀阔斧、勇士断臂的改革。又不甘以更大尺度的让权、放权争取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满清在这个死结中基本是无药可救。
而陈文强更倾向于用革命推翻满清的思维，实在是因为满清在外交上的软弱和屈辱。只是是洋人，似乎都可以通过恫吓威胁来取得利益，使清廷退让妥协。
所以，对澳葡开战并不是陈文强的莽撞和冲动，而是有着别人所难以理解的筹划。同时，也是给自己打上强势这个标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者是扶持。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陈文强不介意被利用。如果一个人连被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