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在于，高宗皇帝实在是太穷了。穷得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赵构是自己孤身一人出走汴梁城，身上携带财物有限，绝对的白手起家。
赵构的第一笔收入，是当时的磁州府尹宗泽把当地的库银全部奉献出来。
赵构的第二笔收入，是相州府尹汪伯彦奉献出来的库银。
赵构的第三笔收入，是罢天下神霄宫后收缴的财物。这是一笔较大的财物，略为减轻了赵构的财政负担。
之后，便是各个地方州府缴纳上来的税银。
但是，如今兵荒马乱，金兵随时都可能兵临城下，高宗赵构的小朝廷在威望和实力上都不足以服众。如此一来，各地方州府不跟风造反已经是万幸，又怎么能够收缴到足够的税银呢？
高宗赵构在财政上的困顿，甚至不足以支撑应天府小朝廷的日常开支无奈之下，为了开源节流，高宗赵构被迫采取了诸如裁员减薪和变相摊派等等会失去人心的办法来。
《宋史。高宗本纪》中有这样的描述：“罢开封诸州军府司录曹掾官。州军通判二员者省其一。权减宰执奉赐三之一。省诸路提举常平司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
二者省其一，就是大面积的裁员；减宰执奉赐三之一，就是大幅度的减薪；提举常平司是负责国内贸易的税收，提举市舶司是负责海外贸易的税收。
我们的高宗皇帝，何其惨哉！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被扣减三分之一薪俸的宰相大人李纲，根本不敢伸手向皇帝要钱，只好提出了从民间集资的方法来。
李纲的奏折，在应天府小朝廷里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以谏议大夫宋齐愈的意见最有代表性。
《宋史。李纲传》中有以下记载：
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浚问之，齐愈曰：“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是宋齐愈和虞部员外郎张浚的一段对话。而宋齐愈的意见可以这样理解：老百姓的财产是不可全部搜刮上来的，如果搜刮尽了，老百姓没有活路，岂不是逼他们造反吗？如果搜刮不上来，地方官吏又如何向朝廷交代？
再说买马的事情，西北地区的战马，西夏人是不会卖给我们的，而东南地区的马又只会耕田，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所以李纲的奏议，说起来好听，却实在经不起推敲。
还有一条是招兵，如果每个州郡增加两千名士兵，那么每年的费用就要增添千万贯钱，这些费用从何而出？
如今朝廷根基未稳，各地守臣肆意截扣运往应天府的钱银粮食，在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妄论出兵，只会增添朝廷的不稳定因素。
凭心而论，宋齐愈的说法不无道理，这也是在后世中，依然有很多人去同情和理解高宗赵构的做法。
他们的观点，包括宋齐愈在内，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形势比人强”。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看不到一个情况：金兵的军费从何而来。
历史记载得清清楚楚，金兵开始时是没有任何经费的；金兵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以战养战的过程。
没有经费，占了地盘，把税收缴获上来，自然就有了经费。
先有经费再打仗，又或是先打仗再获取经费，这个问题，与先有鸡还有先有蛋这个问题，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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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二章：始作俑者
对于谏议大夫宋齐愈的说法，虞部员外郎张浚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
《宋史。李纲传》中记载道：浚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张浚对于宋齐愈和时局的担忧是有理由的。
当时应天府小朝廷在宰相李纲的主持下，朝廷中正在清算“僣逆附伪”的前大楚官员之罪。
也就是说，凡是与张邦昌有关又或是靖康之耻时身在开封府汴梁城的前朝官员都有“僣逆附伪”的嫌疑。
宋齐愈曾奉命出使金营。而且，当宋齐愈从金营回来的时候，王时雍曾经偷偷问过他，金兵想让谁来做皇帝。
传说之中，宋齐愈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张邦昌”三个字，这才有了王时雍首议推举张邦昌为帝的“僣伪”事件发生。
所以宋齐愈是在朝廷怀疑清算的范围之内。
根据美国人爱德华墨菲所所提出的墨菲定律，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作为宋齐愈的好朋友，张浚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对于谏议大夫宋齐愈的论纲三事之非，我们的李纲大人并没有作出任何文字上的回应，或是不愿，或是不屑，又或是不能。
只不过，李纲大人的这种沉默只限于笔上和嘴上；而在行动上，李纲大人的回应可谓是雷霆万钧，一发不可收拾《宋史。李纲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时方论僣逆附伪之罪。于是逮齐愈。齐愈不承。狱吏曰：“王尚书辈所坐不轻，然但迁岭南，大谏第承，终不过逾岭尔。”齐愈引伏，遂戮之东市。
是的，在李纲大人的主使下，宋齐愈被关押受审，然后以蒙骗的手段让宋齐愈认罪。接着押送到京城的东市，斩首处死。
当然，宋齐愈的罪名并不是他的论纲三事之非，而是所谓的“僣逆附伪”。
宋齐愈的被杀，在南京应天府的小朝廷里，可谓是“一石击起千重浪”。
宰相李纲以起狠辣的手段，颠覆了由大宋立国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不准杀死士大夫及进言者的禁令。
早在宋太祖赵匡胤的立国之初，就立下了盟誓：禁杀士大夫及进言者，有违此誓，吾必不佑也（《宋史太祖本纪》）
然而盟誓之言犹在。谏议大夫宋齐愈却已经血染东市。
倒霉的宋齐愈，虽然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名声。却是用他的鲜血，默默地影响着某些人。
最先受到影响的自然是我们的李纲大人。
无论是在现在高宗皇帝的应天府朝廷，还是以前钦宗皇帝的开封府朝廷，李纲的人缘都是极差；只不过李纲为人清廉，做事公正不阿，那些主和派是对李纲有些无可奈何而已。
这一次宋齐愈的被杀，不只是犯了众怒，而是直接破坏了朝廷的法度（太祖的誓言）以及“刑不上大夫”的潜规格，让朝中群臣人人自危。
在宋室朝廷中，正七品或以上的官职已经是大夫级别的。武将的武翼大夫文官的平和大夫都是正七品的。
宋齐愈事件之前，只要升迁到正七品或以上的官位，官员的生命和个人财产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就算是宋朝最为激烈的新旧法党人之争，失败者顶多也就是贬职，流放外地为官，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大文豪苏轼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即便是最极端的太师蔡京，也只是在汴梁城内竖立了一个党人碑，不让这些党人的后裔再一次回到朝廷，如此而已。
而宋齐愈的被杀，活生生地把朝廷中所有七品以上官员的这种保障给剥夺了，你让那些官员如何能够不急？
于是乎，在宋齐愈的好朋友张浚的串联之下，李纲马上被大部分的同僚一起弹劾，再被高宗皇帝所罢免，调迁到湖北为官。
《宋史。李纲传》中记载道：“张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诏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而在《宋史。高宗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乙亥，用张浚言，罢李纲左仆射。”
其次受影响的是李刚的坚定支持者们。
这些支持者当中有官员，比如祠部员外郎喻汝砺；有学生，比如太学生陈东；还有平民百姓，比如欧阳澈。
一时间，朝廷中主战派的力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宋史。李纲传》中记载道：。自纲罢，张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辞归，招抚经制二司皆废。
《宋史。高宗本纪》有这样的记载：壬午，用黄潜善议，杀上书太学生陈东崇仁布衣欧阳澈。
当然，受事件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的皇帝………高宗赵构。
无论后世怎样的评价，此时此刻的高宗赵构，还只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青年，用古时候的话来讲，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这可能也是高宗皇帝初期并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原因。
客观地讲，赵构确实没有什么执政的经验。
早年在皇宫的时候，虽然赵构练得一身好武艺，但因为并非储君，所以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以平和与被动为主，怎样去做一个出色的亲王，辅助皇帝。
如今突然登基为帝，角色的变换太过突然，身边又没有信得过的老师，如此一来，赵构就只能从身边大臣的身上来学习国家管理的技巧和方法，通过繁复而且零碎的君臣博弈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
所谓政权的管理，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处理。虽然赵构身为皇帝，在人际关系处理中是处于强势的一方，但人际关系毕竟是个多边的关系，不是其中一方说了就算，还要得到其他各方的认同。
而这一次，李纲以其恶酷甚至几近阴毒的手法来诱杀宋齐愈，给了年轻的高宗皇帝一个极坏的示范：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消灭一些不同政见的人。
必须承认，高宗赵构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凡事一学即会。
在接见了陈东和欧阳澈这两位极力反对罢免李纲的人之后，高宗皇帝的做法是依葫芦画瓢，把这两人都杀掉。
高宗身为一国之君，做事当然要比李纲更绝。
高宗的绝妙之处在于，杀了陈东和欧阳澈这两人，连籍口和罪名都没有宣布。
当然，宋朝和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们，又会把罪名赖在了汪伯彦黄潜善等等奸臣贼子的身上。
在古代的那种封建独裁体制下，“刑不上大夫”是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
道理很简单，当那些官员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时，还有谁站出来说真话，还有谁敢于对皇帝提出种种的劝谏在大宋历代朝廷中，有不少经常对皇帝提出发对意见的官员，著名的有寇准包拯等等；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