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第77部分

①③　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原载《纵横》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④⑤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⑥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

⑧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⑩⑾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杂志。

⑿　邵池翊翊：《雪窦寺囚禁轶闻》，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⒀⒁　夏明曦：《张学良“超度”蒋孝先》，载《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⒂⒃　引自舜祁《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７日《团结报》。

⒄⒅　张明镐：《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苏仙岭·凤凰山

苏仙岭·凤凰山

张学良自离开溪口后，便居无定时，时常搬迁。关押他的地方，若仅从名字上看，那都是很风光的，如什么黄山、萍乡、苏仙岭啦，桃花坪、凤凰山啦，以后还有什么阳明洞、麒麟洞、小西湖啦，等等。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过的不是云游四方、逍遥自在的日子吗？实际真要这么看，那就错了。这样的东奔西走，一路舟车之苦不说，这些古迹名胜，在那时因为战乱，年久失修，亦大都是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就说张学良一度幽居的郴州苏仙岭吧，就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些名胜古迹，但却园林荒芜，路断人稀，那萧瑟的寒风，冷清的寺观，象幽灵一样的哨兵、密探，这一切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仿佛置身于寒气袭人的冰河狭谷，使人窒息。邹云峰说：

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疾）”。苏仙岭此时也只有“湘南胜地”虚名，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观，环境凄凉。

苏仙岭地势较高，从山上到山下约二华里，当时只有一条石板路上下，张学良将军仅能每周乘坐小轿子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风华正茂的张将军，此时犹如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的凌云志！据守观人回忆，他烦闷难耐，经常借酒浇愁，有时还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如今，这株桂花树还在，每年金秋时节依然香飘满山，树身的弹痕还依稀可辨。传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还曾在苏仙观住房内的墙壁上题词，其中有“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句子，可惜这题词没有保留下来。我想也许这并非确有其事，而是人们对将军当时处境和心情的描述吧！①是的，张学良被囚禁在苏仙岭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是很苦闷的，因为他自从１９３７年秋离开溪口后，就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军统局的特务们唯恐走漏风声，稍有差错，他们担待不起，所以带着张学良夫妇数度搬迁，东躲西藏。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上述邹云峰所谈事例，也是有力的明证。不过，讲那时张学良每周坐小轿下山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似有误。不错，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初期，于、赵二位女士是曾分别前往溪口伴狱的，但后来主要是于凤至陪伴，赵四小姐则去了香港，几年后是因于凤至患病，急需出国就医，才由赵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１９４０年春天的事了。

不过，时过境迁，张学良在苏仙岭的时候，已不同于溪口。那时家属可以陪伴，有些友人和同事在获得批准后也可来看看他，而来此之后，就以所谓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为名，将这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随行的夫人于凤至与他也被强行分开。那时张学良在山上，住在苏仙观，于凤至则被软禁在城内一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

那时，这一切都保密，对外，那更不消说，就是对张、于，最初也密而不宣，“汉卿！汉卿！你在何方？为妻跟着你，就是为了照顾你、陪伴你，可如今为什么让我们分离？”于凤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来。

张学良被关进城外苏仙岭上的苏仙观后，也一直思念着于凤至，她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问刘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词，就是避而不见。张学良在古老寺观的一间房子内，整天闷坐呆立，默默无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苍劲挺拔的百年桂树和哀怨、低沉的阵阵松涛。

笔者为弄清这段史实，作了些调查，从目前看到的记述张学良囚禁生涯的为数较少的资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谈到那时在郴州伴狱的是于凤至，不是赵四小姐。不过，那时她身体已很衰弱，时常发烧，然而为了减轻夫君的痛苦，她仍带病相随，勉力支撑，这都是事实。但有的说在苏仙岭的时候，她曾邀张将军同游白鹿洞、三绝碑，并感怀身世，边走边谈，无限怅惘等。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作为信史或传记来看，就显得欠妥，因为实际上在那时并无这样的可能。当然，在特务的监视下，张学良由于激愤难平，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午后，曾外出散步，观看了白鹿洞、三绝碑，并引起许多感慨，那倒是实情。

那是一个大地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的午后，张学良在特务们的“护卫”下，沿着据说有一千七百六十级的石板小路，缓缓步下山巅时，在岭衅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处由于长期风雨侵蚀而显得斑驳灰昏的绝壁断碑，他上前仔细察看，只见悬崖绝壁下有洞口，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张学良为好奇心所驱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细观碑文，只见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镌刻得极为工整的北宋词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文，内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这首情景交融的词，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元章书写，又由苏东坡题跋，堪称词绝、文绝、书绝，所以后人称之谓“三绝碑”。……这首诗是秦观（即秦少游——引者）于宋绍圣四年在郴州所作，当时他与苏东坡是好友，由苏东坡荐于朝廷，官至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因章惇当权，排斥异己，使他屡受贬谪。这首《踏莎行》就是秦观被贬到郴州，倾吐自己凄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对当时党争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张学良，读罢此词，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共鸣，以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据有的作品介绍，那时在郴州还曾发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驻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东北籍官兵，因偶然发现张将军被囚于苏仙岭，想前往看望，竟被打伤，以及后来准备劫狱的事，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可以看作是传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在那时，张学良曾经遇险，曾经被人认出，而且那认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确是原东北军的军官，以致引起一场虚惊，并终于提前离开此地，倒是确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内，他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幸而没有成为事实，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原来，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