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私人秘书，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慈溪人，字畏垒，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善写时文见长，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大革命北伐前，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副秘书长，深受蒋的宠爱。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陈便调任侍从二处任职。
此人，身体矮小，瘦弱，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看去活象个老太婆，他貌不惊人，说话又细声细语，但办起事来，果决认真。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代蒋起草一切重要文章、文电，蒋遇有重大事情，时常单独与他商谈。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掩人耳目，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尔后，蒋介石到杭州，他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杜撰《西安半月记》。他未去西安，秉笔胡编，确有难言之苦，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里乱戳，以此出气。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其夫人发现，便上前劝告，他暴跳如雷，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靠编造谎言，于心有愧，于天难容，怎叫人不动肝火？”他有时想解职归乡，不愿在官场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写的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探望”张学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则他认为张将军“兵谏”抗日，是爱国之举，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二则他又想维护“领袖”的尊严，认为张学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礼品”和一把鱼竿，怀着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陈主任！”
“张将军！”
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彼此打着招呼。
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开门见山地就问：“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急呀！”
“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张将军坐在沙发一端，恳切地说。
“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打开四个楠木箱。
木箱打开，只见四个箱子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本的明史线装书，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将打开的木箱之物，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将军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说。
“不，不。”陈布雷尴尬地扶着没有胡须的干瘪的下巴，说：“委员长只是说叫你玩好。”
“大敌当前，叫我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这不是捉弄我张汉卿吗？”张学良将军愤慨地在地上踱着步子。
“委员长这是为您好呀！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作一国之君。这一切，他还是牢记于心的。”陈布雷不慌不忙，＇ ｜。＇象写文章似的，字斟句酌地说着。
“全是谎话，全是扯淡！”张将军愤然拍着桌子，声音很高地喊着，“你们沆瀣一气，全在搞阴谋！”
陈布雷一时脸红耳赤，在张将军面前竟束手无策，他站起来，低头绕了一圈，最后推托说：
“委员长还托我到他家乡去看看，恕兄先辞。”
张将军背着陈布雷，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声：“送客！”⑧
又过了些日子，邵力子夫妇也来到了溪口，这情景就与前者大不相同了，因为邵氏此行，名义上是探望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实际更主要的是看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并打算在蒋介石那里为张学良说情。据邱秀虎谈，“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同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末，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⑨至于找蒋说情，在那时当然是不会有满意的结果的。果然，“在丰镐房的客厅里，身穿长袍的蒋介石，待邵力子说完几句问候的话，就阴沉着脸对邵力子说：“邵先生，这个张汉卿知识太浅薄，要多读点书。要好好读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当张学良将军的老师？邵力子知道蒋介石心胸狭窄，猜疑心重，让张学良将军‘读书’，本是为了惩罚解恨，万一将来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随时会找个借口嫁祸于他，邵力子当即拒绝了。”⑩“风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窦寺西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小楼，被春天遗忘了！它成了幽禁张学良将军的樊笼。邵力子，傅学文乘坐滑竿来到这座楼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看见是老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他们，高兴异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这儿多住几天。张将军、一荻陪着邵先生、邵夫人遍游了雪窦山的名胜，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⑾
那时，为防止张学良逃走或有人前来劫狱，国民党当局在中旅社四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竟派遣了几十个特务，还有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真可谓岗哨密布，如临大敌，戒备之严，实属罕见。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局多年来是怎样幽禁张学良的这一世人关注的问题，根据部分知情者的回忆，作一些披露，也好让人们看看张学良究竟是怎样被“优待”的。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南京受审、判刑、复又被赦免、但却必须“严加管束”后，便从此销声匿迹了。他是怎样被严管的？都关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熬过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难解的谜。是的，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的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动的空间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却是“划地为牢”，并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活动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妨这样说，对他的关押是表面宽松，如那时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不松懈的。如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⑿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变换的，但对他的看管却始终很严，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实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三十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附。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三十多岁，矮敦敦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所谓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固定的，但因为有一次，张学良在雪窦寺遇到了麻烦，被蒋介石得知，宪兵连很快便被调换，从此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与怕他们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在邵池翊的《雪窦寺囚禁轶闻》中有介绍。文内还谈了蒋经国在雪窦山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呢。他告诉我们：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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