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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原来如此，要打马回营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说，“唉，虎城兄，实在对不起，这事来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同你商量。不过，事已至此，也只好来个顺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过圣诞节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说，夜长梦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说，有人还想再搞个二次西安事变吗？我看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高级将领虽然那么说，可只要有我们俩在，想必他们也不敢乱来。”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联共抗日、果断进行兵谏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如何放蒋问题上，则存在分歧。由于他毕竟年岁大一些，经历的艰难险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没有切实可靠的保证，他是不同意放蒋的。他当即劝道：“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谏的，很不容易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计划周密，既然他还在耍滑头，不签字，我们就不能让他走啊！”“不让他走？”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这很难办，因为谈判已经结束，协议也已经达成，放蒋是几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赞同放他走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杨虎城马上说，“对放蒋我是赞同的，但如何放法，却必须慎重考虑。”
张学良完全理解杨虎城的顾虑，因为几天来这种对放蒋有异议、甚至坚决反对的意见，他都听到不少，但由于他担心日久多变，想早日体面地放蒋，使事态不再扩大；另方面，任侠好义和一种对蒋和南京势态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致使他在没有与周恩来、杨虎城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放蒋了。现在看到杨虎城心存疑虑，就想尽量说服他，总觉得别人气度小，目光不够远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远，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虎城兄，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看问题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又一再表示要以人格担保，俗话说，君子一言为定，我认为这就够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员长，难道还会言而无信吗？能够签字，有个凭据，当然很好，但他若不讲信义，就是签了字，协议不是照样可以撕毁吗？所以签字不签字不过是个形式，不必过于拘泥。是的，麻痹轻敌是危险的，但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变得谨小慎微，杞人忧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这样看。”杨虎城对张学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还自以为高明，他的担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诚恳劝告：“如果你认为这是胆小怕事，那就错了。张副司令，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蒋是在上海滩的交易所里泡过的，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解，我看无妨这么说，中国的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对付不了他，这次他虽然吃了点亏，可他不会算完的，有多少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阀，不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吗？照我看，能够称得上是他的敌手的，恐怕只有共产党。所谓‘人格担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怎么一句‘人格担保’，就能信以为真呢！”
但张学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样，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总是不顾一切要干到底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都很难再听进去，反而象满有把握地说：“不，虎城兄，委员长不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我知道，现在放他，并且还由我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从目前短时期内看，他还不会这么快就进行报复。这次，我们虽然有点胆大妄为，对他多有冒犯，可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并始终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现在放他走，并由我陪送他回南京，这一方面表明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躲躲藏藏；另方面，也是为他撑面子，为了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这也有利于团结抗日嘛。当然，不送也是可以的，但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总是要去的，那么，迟去就不如早去，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的考虑，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
“没关系，你放心，”张学良神态自若地说：“想要我为他挽回点面子，这是他们早就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们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让我回西安，决不留难，所以我想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够回来。在我离陕期间，你多偏劳一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难道一天也不能缓了，今天非走不可吗？”
“是的，不能缓了。”张学良虽然面有难色，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不瞒你说，现在不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这里，一方是死活不肯签字，一方是不签字就不放行，形成顶牛，对立情绪严重，发展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决心让他早走。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们以后还要同他打交道，还要拥护他作领袖，所以不能再为难他，这不是软弱，这是留有余地，是讲究策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表，不等杨虎城答话，又紧忙地说：“啊，时间不早了，他们可能正等着我们陪他们去机场呢，我们该去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虎城对放蒋和送蒋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他过去同蒋就有些矛盾，又搞了这次事变，蒋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放蒋，他为顾全大局，不坚持己见；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真诚，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让司机掉转车头，紧跟着张学良的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虽然没有雨雪，但阳光早被铅块般的云层遮住了，不消说，这绝不是个理想的飞行天气。但在半月前被别人打了个人仰马翻的蒋介石，这时已顾不了这许多，只要放他走，别说阴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飞不误呀！
委员长一行来到之前，机场上早有几千学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是为送蒋而特地组织的，实际不是，他们是来欢迎预定来西安的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的，与送蒋无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蒋今天就回南京；张学良也将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所以都沉默无语，深为少帅的安全担心。
不一会，蒋介石一行抵达机场。车门开处，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深色长袍的瘦高个子的五十多岁的人在人们的搀扶下，从汽车里颠颠巍巍地钻了出来，这就是蒋介石。他原来是想悄悄地走，不让外人知道，甚至陕西军政官员的送行，他也主张全免了。现在看到机场上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各界群众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特来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顷刻间脸色大变，心也咚咚地乱跳。但他仔细看了看，群众秩序井然，也没有发表演说或呼口号的，虽然表情冷漠，却不象示威，也没有什么非礼的行动，这才稍稍平静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对我，那大概是来欢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在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竟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他缓缓前行，向站在靠近飞机的一小批官员点头，同他们握手。他还特地走到杨虎城跟前，握着他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你们提的那些条件，我全答应，全答应，并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实现，请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说着，他还悲天悯人地把已达成的六项协议又结结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杨虎城一声令下，机场上几千群众就会象潮水般向他冲过来，他要回南京过圣诞节的美梦就会烟灭灰飞似的。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
董各军
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京”⑦了，实在遗憾得很。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