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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他发现抓他的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初他以为是从山里下来的游击队干的），而是东北军时，便又强硬起来：“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化东（卫队营中一军官）向他说明是东北军，是奉命来请他进城，领导抗日的。这时，他却坐下来不走了，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张化东说：“我就是长官。”催他赶快下山，他仍不肯挪步。张化东急了，据他后来写的回忆临潼捉蒋的文章谈：“那时时间紧迫，哪能容他耍赖，所以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⒂
孙铭九对这个场面的回顾是：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有人说叫陈至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引者）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⒃
商同昌（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还特别谈了蒋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
① 刘多荃：《扣蒋前夕》，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魏基智：《蒋介石在华清池》，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⑤ 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⑧ 张贤亮语，见《小说月报增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报》登载的有关张学良轶事。
⑩⑾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⑿⒃ 孙铭九：《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⒀ 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⒁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⒂ 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西京之变
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