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70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3、第6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10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35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6000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8、第9、第10、第11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7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
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10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年9月，该部在抗联第5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
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
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
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则增加到1035万多人次。＇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再以月计算，1936年7月一个月就出动20万人次，日军死伤达900余人。＇1936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世界历史20·现代5》，第280页。＇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
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
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井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23928次，毙伤日伪军警4321人，俘虏日伪军警18114人，缴获武器3179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字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
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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