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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顾祝同军。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3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
（一）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6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12月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3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汇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同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12月24日晚，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六项承诺：
“今日蒋答复张：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12月24日，双方最后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接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国民党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杨两将军即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张学良去南京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华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救亡图存，自己起来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美国友人斯诺认为，事件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斯诺：《西行漫记》，第392页。＇
第二，结束了10年内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4页。＇ 所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由于国共两党逐步走向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展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已告完成，它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六节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新形势下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有利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
二、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转变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谈判时，蒋介石、宋子文允诺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准备抗战及开放政权等问题。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是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
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