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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8日，曾策划伪满币制方案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在《中国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中国此次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但在技术上却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向关东军建议，日方表面上与法市保持联系，但应进行“华北自主币制”。＇〔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51页。＇
随后，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是：“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市制建立相当的联系，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并进而吸收利用其资金”，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作为本位货币。＇〔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84～285页。＇
1935年12月10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设立新的金融中枢，使之与华中、华南金融相分离；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由华北自治政权与民间银行、钱庄集资1亿元，首先发行额1。33亿元；由银钱业和商界的亲日分子任公库首脑，顾问及科级职员由日本人担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提出了上项计划纲领的修正案，对华北币制独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货币取10进位，计纸币5种，铜币4种，共9种；华北公库理事会由理事长（总裁）、理事（副总裁）、各分库理事会代表，银钱业公会和商会代表等组成；在冀察经济委员会下设公库准备委员会。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由日军松室孝良少将胁迫，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纸币。
1937年3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若干面额的纸币及辅币。日本的“自主”币制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其对华北实行经济掠夺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银走私与武装走私
从日本进行的白银走私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金融财政的险恶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白银达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银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这20余天内兑出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降到最低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档案。＇
而这些银元几乎全部落到伪满及日本手中。其挤兑的主要办法是，用中国、交通、河北等三行的1150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1000元，之后运到关外售与日本人专设的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
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0册。＇
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89617包（4033745公斤），卷烟纸6171包（1183836公斤），布匹12131包，白糖479296包（43136640公斤），杂货11052包；其中1936年4月19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1862包（830790公斤），白糖41171包（3705390公斤），卷烟纸245包（15239公斤）等。＇《银行周报》卷20第20期。＇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43页。＇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年2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租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物冀东特别关税（元）中国关税（元）
砂糖135斤/包4～59。8
方糖100斤/箱6～1020
人造丝100磅/包20～40120
干贝100斤/包15～20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3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
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日〕《现代史资料》8，第153～154页。＇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3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200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年）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