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坚持对中共的方针只能是：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管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特种制度。”＇《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46页。＇ 否则不予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种态度令华莱士失望。
随后，华莱士将中国之行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他主张国并双方建立统一战线，建议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而美国对华政策应当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在更有希望的中国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华莱士还估计到，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但是，罗斯福政府援助中国继续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的政策，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不仅华莱士访华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陆军中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而派到中国的。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监督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能”。但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作参谋长，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美援，装备他的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这样，围绕吏迪成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以及由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迪威痛感中国军队“劣等装备”、“军火不足”、“愚蠢的指挥”及蒋介石的任意干预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计划，要求撤换国民党的某些中、高级军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除答应对个别军官进行“撤查”外，对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史蒋矛盾加剧。
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也是不满意的。这个问题的矛盾首先在美国空军调运问题上暴露出来。缅甸失守后，中东局势又由于德军的进攻而随之紧张，美英联合参谋委员会“不经预告”就把原来支援中国战区的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助英作战，削减了对中国战区的空运吨数和作战力量。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利益”，质问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调派美军打通滇缅交通线；保证每月空运五千吨援华物资；并要求免除史迪威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对此，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答应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连接滇缅交通线，增加空运援华物资，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罗斯福的缓解并没有消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史迪威早在20年代就在中国工作过。1935至1939年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通过长期的在华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而共产党军队虽然装备不良，但坚决抗日，成绩显著。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首次提出使用和装备中共军队的建议。为了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中共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有大损害。对此罗斯福颇感忧虑。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22日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夏，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之下，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美国政府担心影响美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他强调指出，日本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罗斯福竟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华莱士访华时确定下来的，其宗旨是“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分两批飞抵延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考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极为重视。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问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此后，在8～9月间，毛泽东还向解放区发出10余次电报，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配合美军。8月21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己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9月9日，毛泽东再电华中局，更加明确地将与美军的合作定力党的方针：“机场修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
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美军观察组通过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性。7～10月间，美军观察组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第509～510页。＇
因此，戴维斯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192、195页。＇
他们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朝着涟康的方向发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使延安获得部分援助物资。蒋与史迪威的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衡阳失守，正面战场战局日趋恶化。此时，美国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可以直接从该岛轰炸日本，中国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下降。
但罗斯福仍担心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可能会利用中国大陆继续战争。
为敦促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8月21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不适当的要求：“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4页。＇
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