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防圈”，把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方面的侵略防线后撤至“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588～589页。＇，缩小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确保要区”的范围，企图争取时间，逐步充实空军力量，与美、英决一死战。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试图排除对德国的依赖心理，以独自力量对付美、英反攻势力而制定的国策。
为了贯彻《指导大纲》，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绝对国防圈”内悔、空、陆运输的安全，阻止美、英军队对日本本土及“绝对国防圈”内重要资源地域和政治、产业等致命的中枢部位的袭击，遏制并击破美、英军队的大反攻。紧急措施包括：征用与补充陆、海军所需船只共28，5万吨；重新制订以航空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增产计划，规定1944年内必须完成500万吨普通钢材、100万吨特殊钢材和21万吨铝的生产任务；断然实行增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一切非常办法；连续下令从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派遣陆军兵力共5个师。
然而，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战略决策也是无济无事。原因是：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以来，日本损失的战斗力相当严重，与盟军空军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己无法抗衡；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腊包尔，连结布干威尔岛一线、已受到盟军挑战，芬什哈芬很快被盟军占领，布干威尔岛也已孤立化，陷于腊包尔和新几内亚的日军30万人无法撤退，等于“死棋”；日本国内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以生产飞机为中心的增产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前卫线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也受到美军的威胁，被紧急派往前卫线的陆军部队，在几乎是到达的同时，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遭到美军的攻击，已处于挨打的被动困境。
1943年11月20日，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发起攻势作战，首先攻取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尔后，于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岛上日本海军航空队约200架飞机在未能实行任何反击以前就被全歼。2月初，美军两个师占领凯塞林岛，并以此岛与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为基地，用B—24型轰炸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中部太平洋战略要点特鲁克岛进行猛烈空袭，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9艘、运输舰只等34艘，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余人。＇［日］赐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5年版，第519页。＇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被迫从特鲁克岛迁到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4月初，美军第58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向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尔后，于6月中旬又猛烈袭击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并相继攻占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至此，日军在内南洋地区的防御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日本本土也彻底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打击范围。在缅甸方面，中国驻印军在美军一部的配合下，由印度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于8月初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从东西两个方面都已崩溃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三节 危机四伏的日本国内形势
一、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已完全走向战时体制化。但是，时间仅隔两年，战时经济体制就崩溃了。
（一）军需工业的超重点生产
1942年初起，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动员法，对军需生产发布了一系列统制令，从原料、资材的分配，生产的部署，劳务的安排和利润的分配，进行全面统制；同时，逐年削减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的投资，兼并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了拥有绝大部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军需工业体制。
1943年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军事上不断失利，对军需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11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力图借此加强军需生产的统一规划，实行超重点生产，并调节陆、海两军在军事订货和资材争夺方面的对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军需企业法”，强制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共671家公司列为军需企业，尔后，又采取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集中资金和原料于军需生产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被大量征用到军需工业部门，并将已经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扩大化。征用到军需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中的广大青壮年农民和城市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征用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安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31。1万人，1942年增加到62。3万人，1943年猛增至132。3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155。2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凋敝
由于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农业受到的破坏一年比一年严重。
首先，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
由于连年征兵，军需企业征闲工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被调往军营、军需工厂，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村劳动力从1940年的662万余人减至667万余人，锐减近百万人。当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还是靠人工操作。劳动力锐减，就严重影响大部分农田的耕作。
其次，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农用肥料和衣机具的产量大减。
农村对农田肥料和衣机具的需求量远远不能满足，化肥的配给量逐年减少，从1941年至1944年，氮减少20％，磷酸减少25％，钾减少90％，农业机器供应量严重不足，碾米作业因缺乏动力燃料、无法运作。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作物单位商积产量逐年减少，耕种面积也不断缩小。据《日本统计年鉴》记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比1942年减少25。6％；耕种面积（町），1944年比1942年减少5。839％。
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