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军各支队都办有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中共各地委和县委大多办有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区也办有各种干部训练班。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保证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二）群众教育
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山区或农村，文化教育也极不发达。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民族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各根据地都把扫除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中的文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开办冬学、民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则成为完成上述任务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晋察冀边区，1938年就认真开展了冬学运动。《抗敌报》发表专文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提出开办冬学的10条具体办法。该年，在阜平就办起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7600余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冬学识字活动。
1939年的冬学是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中进行的，冬学与抗战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形成了热烈的群众学习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全边区冬学增至5379处，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参加入数由1938年的18万人增加到39万余人。各地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午后半日学校、夜校、救亡室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晋冀豫、冀鲁豫边区，抗战前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95～97％，经过几年的冬学运动，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到1940年，已办起冬学1801处，有73824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的23。5％。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从1940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山东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利用冬学进行群众教育。
1940年，仅泰山区7个县就有14万人参加了冬学，其中有2万人识字300个以上。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成年群众（主要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办学方针是“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华中——各根据地对办学都很重视。据统计，苏南常州、苏州两县1940年曾动员组织80％左右的农村青壮年参加了冬学。
对儿童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是群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提高，使小学教育普遍发展，并且出现全新的面貌。晋察冀边区，1938年初，边区政府认真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规定原有的小学一律恢复，校址被占用的一律迁出，被焚毁的另找民房或寺庙暂用，同时规定小学生一律免费。边区自编了国语课本、国难讲话等新的教材。到1939年，小学增到7000余所，小学生增至40余万人。晋冀豫边区，至1940年7月，全区32县有小学3770所，其中以晋东、太南及太岳最为发达，有些地区已超过战前水平，有近1/3的县恢复到战前水平的81～93％。晋绥边区，1940年起颁布教育政策，编印新教材，优待小学教师，使小学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年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有完小26所，初小1393所，学生61938人。山东根据地，1940年召开省文化教育宣传座谈会、战地国民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的建议，此后山东小学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华中在全国抗战前小学教育比较发达，但屡遭日伪“扫荡”摧残，学校和学生数均显著减少，但各抗日根据地对小学教育十分重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小学教育。如苏北盐城的小学很快就由200所增至700所。
总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群众教育，使各根据地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提高了抗战的觉悟和生产建设的能力，使学龄儿童也能受到应有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些都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新闻出版
在文化教育建设中，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积极创办了油印、石印和铅印的各类报纸、杂志，印刷出版了多种书籍。通过这些印刷品将国内外战况、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进行了传播。
据统计，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150种以上，杂志140种以上。其中较有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主要有：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战报》、《边政导报》、《冀中导报》、《挺进报》、《救国报》等报纸和《战线》、《新长城》月刊、《边区建设》、《边区教育》等各类杂志；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人民报》、《冀南日报》、《鲁西日报》、《中国人民报》、《战友报》等报纸和《抗战生活》、《华北妇女》、《前线》、《战场》等各类杂志；晋绥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斗报》等报纸和《人民时代》、《中国青年》（晋西版）、《青联》等各类杂志；山东根据地出版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群众报》等报纸和《大众》、《战地妇女》、《山东群众》等各类杂志。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部出版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新四军各支队还有油印小报30多种。
除报刊杂志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都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论著以及大量的抗战读物和文化书籍。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时效性强，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中，为坚定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四）抗战文艺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也十分活跃。自1938年起，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文救”、“文协”分会及“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许多刊物。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人民参加抗战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大批反映战争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抗战文艺对激励军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和瓦解敌人，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长期坚持井巩固发展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大地出现了举国抗战的形势。如何顺应民意，变革各项制度与政策以适应抗战需要，便提到了国策位置上。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一、国民参政会的设置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就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曾被迫作出决议，召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政治才出现新的转机。坚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级目睹国势艰厄，痛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误国害民，强烈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集中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