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内普遍推行街村制，实施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明书、身份证，1939年8月以后又加上了指纹鉴定。“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动。
第三，日伪当局在广大城乡收缴武器，进行政治诱降和“大检举”，瓦解抗日队伍，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群众组织。日伪当局估计，在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散在民间的枪械下下130万支。到1937年末，收缴总数达150万支。虽然比预计的超出20万支，但仍认为有许多枪支未收回，便大幅度增加警察力量进一步彻底收缴。1938年收缴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44、536页。＇
所谓政治诱降，就是日伪军在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的同时，组织军警官宪搜捕被打散后三三五五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及通过叛徒奸细等策动抗日军政人员中的下坚定分子叛变。“归顺者”要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并接受所在地警察署每月至少一次的考察。
1936年度日伪共捕获这类人员14630人。从1938年2月起，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了“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在各省维持会、协和会及叛徒奸细协助下，于1939年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先后率多名部下叛变投敌。日伪在东边道地区进行“讨伐”时，也由日伪军警一起在现地组成了“省归顺工作班”，伪满警务司组成“中央特别归顺班”，对抗日联军部队开展了瓦解工作。
1939年10月，日伪开始“东南部地区治安整顿工作”时，重又组成了“特别临时归顺工作班”，与“讨伐”相呼应，瓦解抗日联军1000多人。＇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90～210页。＇
日伪当局除以军事“讨伐”与招降相结合，“围剿”抗日武装之外，还在军事“讨伐”地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与残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民众，摧残与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和群众团体，使整个东北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所谓“三年治安整顿”期间表现尤为猖狂。
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滨江省警务厅破坏了中共哈尔滨市特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之后，又破坏了中共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和抚顺特支等。这次大逮捕一直持续到11月，先后共有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S 人惨遭杀害。＇《黑龙江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哈尔滨出版，第215～216页。＇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长筑谷章造在1954年8月18日写的笔供：“在四月十五日早晨一齐动手……逮捕总数是二百零七名……将其中四十三名判处死刑，四十名处有期或无期徒刑”；“关于大连、柳河、磐石等地……共逮捕约三百人，判处死刑的一百余入”。＇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08页。＇
1938年3月15日凌晨起，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所属各县宪兵分队、分遣队与当地日伪军警计1000余人，根据长期侦察和叛徒告密而掌握的情况，在伪三江省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五县及佳木斯市，实行“一起大检举”，制造了“三·一五”事件。这次“大检举”持续到7月8日，有共产党员及抗日群众328人被逮捕，其中8人被杀害，81人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87，190～191页。＇ 使上述一市五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救国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东北抗日联军失掉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
第四，日伪当局采取严厉的经济控制和经济封锁措施，妄图使抗日联军失去生存和战斗的条件。“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了垄断政策。
1938年8月，制定了《米谷管理制度纲要》。
11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和《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规定稻米、高梁、玉米、谷子、大豆等粮食的购销、加工、运输均由伪满政府控制。同时，还规定“集团部落”不许到4公里以外去种地。秋收时，要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如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如有私人买卖粮食，一经警察密探查知，不仅粮食要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另外，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复杂手段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
凡是资助、供应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
总之，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反动措施，妄图使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分离，尽快消灭抗日武装，以实现其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的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节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变成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6页。＇
因此，配合全国抗战，袭击敌人后方和削弱敌人兵力，钳制日本侵略军入关，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新的抗战形势增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心，使东北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见附图8）
一、策应全国抗战，掀起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军也向广大东北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并积极地领导东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37年7月25日，在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的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接着于8月20日，发布由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字署名的布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在全国总动员之下，“响应中臼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动员群众以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援助抗日联军，号召伪军哗变，反正救国，集结抗日部队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等，动摇敌人后方，同关内对日作战相呼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东北人民为配合全国抗战而积极行动起来，抗捐抗税，反对劳役和征兵，反对归屯和建立“集团部落”，破坏敌人兵站、仓库、交通，参加抗日队伍，袭击和消灭日本侵略军。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号召，秘密组织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仅据北满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4县统计，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共发展到103个。一些地方还组织起游击连、农民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依兰、佳木斯、富锦各地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卢沟桥事变，鬼子打进关。杀人放火，到处起狼烟。
这一日，众百姓，扛枪上了长白山。”＇《东北人民抗日歌谣选》。第25页。＇
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抗战杀敌的热情。至于以物资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群众的普遍行动。送粮食、运武器的到处都有，就连开明绅士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春秋两季给抗日联军送粮、送菜，杀猪做饭，慰劳部队。
1937年8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从桦川县火花沟向依兰县境转移途中，于20日到24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九·一八”国耻日，组织松花江下游地区爱国群众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9月5日，中共汤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组织暴动的具体方案。抗日联军第6军第3师积极配合。同时，还派人加紧修理土枪、土炮，赶制大刀、长矛，力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9月17日和18日两天，汤原县格节河区人民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1000余名暴动群众在宝宝山集会，县委领导人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号召大家不忘“九·一八”，不忘国耻，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与会群众群情激愤。接着，暴动群众手持武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告同胞书》等6种标语和传单，同时割断了汤原县城至莲江口等地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30余根，烧毁公路桥梁数座，完全阻断了通往汤原具城和佳木斯的交通。驻守在格节河区丁家粉房的日本守备队，受到群众抗日暴动的威慑，整日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并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