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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日本政府研究国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一文中称：“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6页。＇
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规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前提，使内外各种措施均适应于此。”［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89页。＇ 并于五相会议的前一天，发表了政府关于确立战时体制的声明，宣称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陆海空重事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之目的，国家凡百施设，不可不集中于贯彻战争目的，确立官民一体长期持久之战时体制，以对应时局。
为了配合进攻武汉的作战，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决定了对华谋略，其方针和要点是：“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纲要如下：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形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实力派，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市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六）为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版，第94页。＇
关于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拟以1个集团军沿平汉线南下，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力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6月12日，因黄河决口，淮河泛滥，主力沿淮河水运前进困难，又确定主力沿扬子江进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政府的已定方针，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令第119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其要点是：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华中派遣军应于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华北方面军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钳制敌人于北方，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其参谋总长据此指示：华中派遣军利用安庆作战之成果，与海军协同，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之线。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向郑县方面挺进，钳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的作战。
日军根据大本营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10、第16、第9、第13、第6等师转移南下，集结合肥地区。又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集团军，增强逆江作战兵力。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其中日本本上只有2个师。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7月上旬，日军大本营颁布华中派遣军新作战序列：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
第2集团军：司令官 东久迩宫稔彦王
第3师： 师长 藤田进
第10师： 师长 筱畑义男
第13师： 师长 荻洲立兵
第16师： 师长 藤江惠辅
第11集团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 9 师：师长 吉住良辅
第27 师：师长 本间雅清
第101师：师长 伊东政喜
第106师：师长 松浦淳六郎
第 6 师：师长 稻叶四郎
直辖兵团
第116师：师长 清水喜重
第18 师：师长 牛岛贞雄
航空兵团
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
第11集团军辖5个师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正面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以南，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日军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为主要进攻方向。
第2集团军辖4个师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武汉推进，进攻信阳，切断平汉线，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
派遣军直辖3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3舰队溯江西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
（见附图7）
二、中国保卫武汉的政治动员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全民族的力量空前团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的作战。但在中国，主要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悲观的“亡国论”和轻敌的“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在国民党内迅速抬头。徐州失陷后，“速胜论”销声匿迹，但“亡国论”又迅速拾头。
为肃清“亡国论”和“速胜沦”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坚定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武汉保卫战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抗战机构，一度开放了一些党禁，有限度地给人民以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建议用一切方法动员全国人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做严厉的斗争。”强调“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2页。＇
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与此向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武汉保卫战的宣传与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亡国论”的反动气焰，促进了全国抗日的高潮。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工人抗日自卫队、农民抗日自卫队、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更是利用各种形式，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武汉地区的“七·七”周年献金活动、做慰问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百万棉背心征募活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响应。武汉医药征募会举行讲演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街道及轮渡码头、车站等处讲演，怔募慰劳费，募捐前线受伤将士极需的医药品。＇《武汉日报》，1938年4月10日。＇
武汉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征募棉背心、布鞋、毛巾、牙刷等慰问抗日官兵，当时，在武汉三镇设立了6座固定的献金台，献金之热烈令人感动。从沦陷区跋涉来汉的避难同胞，将节衣缩食的钱献给国家；老年人献出积蓄；工人、小贩等献出劳动挣来的钱；流亡的青年学生在献金台附近擦皮鞋，把所得投入献金柜内；文艺界举行献金公演，将报酬全部献出；妇女中有人献出心爱的戒指和耳环等。许多在武汉的外国朋友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