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了内疚感和负罪感。他恨自己不该染上抽烟的恶习，不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该在女儿小的时候给她太多的学习压力，等等。
妻子也处于深深的自责中。怪自己对丈夫照顾不周，有时候对他有些求全责备，等等。女儿的自责更甚，想着将来报答父爱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些情感，在一次家庭治疗中得到了宣泄。三个人在知道了彼此对对方的负罪感后，都互相安慰，在宽恕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宽恕。
6、负担与解除负担
疾病是多重的负担，身体的、心理的和经济的。身体的负担，有医生去管；心理的负担，也可以借助心理治疗师的帮助；而经济的负担，就只有自己承受了。前面已经说到，妻子和女儿都对K先生有内疚感，她们对抗内疚感的方式之一，就是尽可能在生活上让他过得更好一点。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支出直线上升。吃、喝、娱乐再加上一些偏方的治疗，每个月的开支是K先生生病之前的三倍多。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且会加重K先生的内疚。一个例子是，虽然K先生认为没有必要经常吃乌龟、甲鱼等太贵的东西，多吃普通的鱼肉和禽蛋一样有营养，但妻子和女儿却不同意。
心理治疗师分析了这种情况，也支持了K先生的营养观点，局面就有了大的改善。随着收支的基本持衡，压在三个人身上的经济负担变得小多了。
7、被动与主动
最开始的时候，到医院做检查、或者找心理治疗师，K先生都是被妻子和女儿拖着去的。稍后，在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就更加被动了。他说：反正治不好，瞎折腾干嘛？再后来，特别是跟心理治疗师谈了两次话之后，他就变得主动了。
首先是治疗肺部疾病上的主动。在询问了一些专家之后，在妻子和女儿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坚决要求手术治疗。其次是术后的化疗，尽管很痛苦，他也坚持了下来。最后，本身就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本来是不相信心理治疗会对他的癌症产生什么作用的，但他后来却变得非常渴望每次的心理治疗。他说，手术和化疗，那是医生操心的事，我使不上什么劲儿，但我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对付疾病，现在流行说心态决定一切，我要用好的心态，让自己多活几年，或者说，我既然活着的时间不多了，为什么不心情愉快地活着呢？如果快乐也只能活一个月，悲伤也只能活一个月，那我当然选择快乐。
在这一点上，K先生说得不完全对。现代医学证明，快乐可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所以如果癌症使你只能再活一个月，那当你快乐地活着的时候，也许你能够活一个月零一天或者更久。
8、害怕与勇气
死亡的恐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恐惧。即使没有患威胁生命的疾病，每个人都还是生活在“迟早会死”这一最大的恐惧中。疾病只不过把这种恐惧直接展示在了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此时此刻就面对生命即将消失的事实。
K先生第一次听到“肺癌”二字，立即就联想到了死亡。然后，与死亡相关的所有事件，就成了他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害怕听到有人说“死”这个字，害怕看到花圈店，甚至看到有人穿纯黑色的衣服，也会紧张不安，因为这让他联想到一个人死了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所佩戴的黑纱。
他单独跟心理治疗师讨论了几次关于死亡的事。奇怪的是，自己在心里转着死亡的念头的时候，恐惧会越来越强烈；但真正把与死亡有关的东西放在桌面上谈开，完全不躲躲闪闪，恐惧感反而慢慢减少了。当然，完全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从哲学上来说，对死亡的恐惧，是我们活着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K先生的勇气的增长，也极大地鼓舞了妻子和女儿。尽管经过上面说到的曲曲折折，这个家庭还是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和快乐的气氛。当然疾病还在那里，但它却像一堆本来散布在客厅、卧室的垃圾，现在却被扫入了垃圾袋，丢到了墙角边虽然家里的主人们还看得见它，但却对主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2003…2…21
非典时期，我们不是只有失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天花、霍乱、鼠疫等疾病，每一个后面都躺着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牺牲者。没有对这些疾病的征服，人类很难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
在二十一世纪初，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袭击了我们，它可以导致非典型的肺炎，可以夺走人的生命。而且它还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和速度蔓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胁。
“非典”病毒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一些人死去了，他们的亲人从此就要生活在悲痛之中；公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国家经济也受到了目前还难以估量的打击。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国难”之中，我们却不会仅仅只有失去。
汉语里，“危机”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也就是说，危险和机会总是并存的，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在“非典”时期，除了对付这一疾病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使这一危险变成机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最后如果仅仅只是战胜了一个疾病，而没有其它的收益，那实在对不起牺牲者在天的英灵。
系统式家庭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心理或心身疾病，那说明整个家庭关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疾病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制造”的，是家庭成员互动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这个家庭的原有系统运作模式，从而使疾病得以好转。这种打乱系统的做法，专业让叫做“扰动”。
举个例子。一个十岁的男孩，患严重的焦虑症，害怕见人，不敢上学，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其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后，经常还有长时间的冷战。冷战时孩子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孩子却经常不知道向着谁才好。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孩子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治疗时应该从调整整个家庭关系入手。心理医生想先把系统扰动一下再说。很多情况下，心理医生扰动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对这对夫妻，扰动的方式是布置一个吵架的家庭作业：每天晚上八点整，分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十五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按照要求吵了一个星期，就实在吵不下去了，他们给医生说，他们觉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作业，就是扰动：家庭之外的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系统之中，从而改变了系统运作的模式或者动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就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虚假，在真实的信息被掩盖的时候，谣言就会乘虚而入，野火般地泛滥开来。在开始的时候，部分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使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被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以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错了，这给了谣言一个机会，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恐慌。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各种媒体上每天公布的疫情，让谣言无处可藏，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的事实，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容地应付挑战。从“非典”开始，我们将学会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乱，这就为将来战胜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心理的准备。“非典”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对恐惧的恐惧，是面对恐惧失去了镇静。成熟的社会心态意味着，灾难只会带来有限的损害，而不会导致全面的崩溃。正像一篇社论所写的，“面对“非典”，我们更加众志成城。
由于“非典”的扰动，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众中不太好的义务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感染上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们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壮烈得令人泪下。当然，这是他们的义务，就象是战士必须上战场一样。但是不管怎样，用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