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是与国际政治家站在一起的惟一女性。所有的照相机、摄像机镜头都对准了她。陪同她赴东京参加会议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回忆说：
“无数的日本人，包括许多妇女，被撒切尔夫人所倾倒。他们目光中流露出的好奇和钦佩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撒切尔夫人最后一个发言，也是惟一一个不用发言稿的人。她的发言多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
在会上，其他领导都在千方百计地套近乎，她却我行我素。她和美国总统卡特打招呼时，总是叫他“总统先生”，而从未叫过他的昵称“吉米”。
英国对欧共体承担的巨额费用更让她忧心如焚。英国的会员费呈不断上升状态，1978年英国承担的费用是8亿英镑，到了1979年已接近10亿。在历时数年的艰难的讨价还价中，她坚持要索回“我们的钱”。每到一处，她都不失时机地表示，英国除了支付应该支付的钱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掏。她的坚定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谈话方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1979年11月下旬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她强烈要求削减英国支付的巨额费用。她不愿意在所谓的外交技巧上劳心费神，而是以满腔的热情和直率的观点与其他首脑展开辩论，甚至把共同体的预算称作是“偷窃英国国库的凶恶强盗”。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听了她的话差点昏了过去，法国代表团的汽车已发动起来准备退场。
1980年8月底，最后一次协商会议举行。撒切尔夫人强硬地说：“我们必须为英国利益斗争到底。”会后，法国总理德斯坦离开会场时怒不可遏地说：“我决不允许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再度发生。”他还轻蔑地说：“一个杂货商之女成了一国之主，岂不是咄咄怪事！”前西德一位官员严厉地对英国驻欧共体大使说：“她使我们总理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她必须向他道歉。”而撒切尔夫人则在广播电台上高兴地说，欧洲人称她是“女戴高乐”。
1981年5月，英国和欧共体终于就费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这个问题最终在她第二任期间得到圆满解决。
在1982年4月2日到6月14日的英阿战争中，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是主战派。5月2日，英国潜艇击沉了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战舰，造成阿方368名士兵溺水身亡，使战争升级。两天之后，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2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大臣们感到危险增大而开始对和谈感兴趣时，她坚持打赢这场战争。
由于英国在远离本土8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撒切尔夫人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得以巩固，给保守党人罩上了一层瑰丽的光环，奠定了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的基础。
玛格丽特·撒切尔三次连任首相，开创了英国政治历史的先河。对她的曾因为墨守成规而停滞不前的国家，她有着巨大的、转折性的影响。
画家徐悲鸿曾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这就告诉我们，人不能骄傲，至少不能把骄傲表现出来，一表现就有了傲气。但在骨子里要有傲然的气质和自信。人是需要自信的，即相信自己，信任自己，为自己的优点、长处、成果深感自豪。无此，人连守住自己活下去的勇气都不会有。而这自信就是骄傲。自信也是需要表现的，尤其是要做大事情的人，他们一定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向旧事物宣战的勇气，这也一定会被人们判定为张狂，自不量力。在这一点上，一个被国人臭骂的“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还能当上国家领袖，也说明英国的开明，而我们就保守得多。这的确说明了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局限性。看现今我们国家的那些开创事业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是充满了骄傲的动力和自信的气度？只是在他们成功以后，我们没有发现罢了。
引子
悟道
我爱我，才激情涌动；我欣赏我，才事业成功。
只有当人成功了，那些所谓骄和狂的议论才能停止，而且，人们会转而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认为那是魄力和大气。
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1）
走进陈规的自缚手足，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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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
日本的一个叫和田清的史学家从我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说是明末弘光年间的遗物。一次，一些史学家在一起吃饭，在座的有被称为日本史学界太阳的白鸟库吉，还有中国的蓝文征。在传阅那张地契时，大家称赞不已。等传到蓝文征手里，他判定不是明物，而是出在清光绪年间。白鸟听了很惊讶，让他再看看。蓝文征说：“不必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缗，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白鸟点点头，又问蓝文征：“你认不认识陈教授？”蓝文征故意问他：“是哪个陈教授？”白鸟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向蓝文征伸过手来。
原来，这位日本史学界的泰斗，在研究中亚问题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学者，复信说，可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则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白鸟说，如果没有陈寅恪教授的帮助，他可能至死不解。
陈寅恪是学术界的一位奇人。一次，苏联学者发掘到三件突厥碑文，怎么也弄不懂，而经陈寅恪翻译，各国学者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也是在世界许多学者没法翻译的情况下，由陈寅恪翻译的。
这里还有陈寅恪的一些趣谈。
1925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教授要回清华大学任教，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他的教职，并许以高薪，却遭到了陈的拒绝。他说，他只对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感兴趣。
在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时候，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说没有。曹就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他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梁无奈，只好说出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个教授对陈的推崇，这才使曹把陈寅恪请回来。
他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所在的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在清华，凡遇到解不开的学术难题，人们都找他。
陈寅恪除在国内，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英国、挪威、瑞士、美国等学习了20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听说哪里有好的大学或教授，就到哪儿去，从没听说他获得过什么文凭、学衔。由此，且不说他的学问，只精通的语言，就有英、法、德、俄、日、意，还有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突厥文、暹逻文、希腊文、拉丁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印度的梵文、巴利文，还有许多中亚西亚现在的和已经死亡的文字。
吴宓称他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他说：“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安妮塔在小学就不是一个乖乖女，她讨厌单调刻板的授课方式，喜欢在课堂讨论中表现自己。中学时喜欢读先锋派的文学作品，尽管她不懂，但她却认为这些作品“闪烁着反传统的光辉”，魔力无比。
安妮塔经常和男孩子约会，然后用谎言来搪塞母亲。为此，她常常遭到怒骂和狠打。
1960年，18岁的安妮塔冒雨求学感动了院长，成绩不好的她才得到了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的机会。她不注意仪表，满口粗话，完全没有女孩的妩媚娇柔。她渴望体验新事物，比如性解放、同居。为了推销自己，她刻意打扮起来参加舞会，以吸引男生的注意。工夫不负有心人，安妮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男性伙伴。但是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尝试，仅此而已。
1962年秋，安妮塔自英国赴以色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在一个集体农场，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和农工们一起干活到中午；下午，她给孩子们上课。她觉得，这些孩子置身于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和宗教氛围中，生活得太过严肃沉闷。为了调剂生活，安妮塔玩了一个“耶稣降临”的游戏。被戳穿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对这个亵渎神灵的恶作剧义愤填膺，安妮塔被勒令离开农场。安妮塔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进行了环以色列旅行，冒险、探奇、寻刺激。为此她受尽了苦，经常忍饥挨饿，蓬头垢面，但她乐此不疲。这期间，她曾经在投宿的人家里，获得了吸毒的体验，但是她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很快离开了。
从牛顿学院毕业了，安妮塔接到一所专科职业学校的聘书，但她不想做教师，她觉得为人师表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所以，她想出了一个任何一个自爱的女人都想象不到的办法：她给学校写了封信，声称自己怀孕了，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她不考虑别人怎么议论，只要给她自由，什么都没关系。
理由充分，校方解除了和她的合同，安妮塔为此而沾沾自喜。
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2）
她跑到向往已久的巴黎，住下等旅馆，吃劣质面包，在一家报社找到了资料员的工作。她羡慕记者东奔西跑的工作，但是她的写作能力让她无法胜任。不到一年她就辞去了单调的资料员工作，回到了家乡。
她还是做了教师，这是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也是令知识女性艳羡的职业。但是，安妮塔内心不安分的基因又在作祟，她不想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特别是做一个为人师表的教书匠。一年后，她又背起了行囊，开始自费旅行。
她被瑞士日内瓦的美丽风光迷住了，她想留下来。于是，她到联合国总部求职，她认为，在联合国就职不仅可以拿到高薪，更可以公费在天上飞来飞去，这比较符合她的兴趣。安妮塔跳过写自荐书、笔试、面试等诸多环节，直接闯进人事部门，以她流利的英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