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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垮台以后，她真的有了自己的音乐生命。她也成了国家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还在南开大学读了历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的品德为更多的人所称道。无论央视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义务演出，还是青年系统邀请她出演，她从来没拒绝过。她说：“没上台先谈钱，这对我来说是没有的事，怎么好意思呢？这不是把自己当作商品了吗？”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大鲁迅3岁，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朱安是鲁迅本家叔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里和鲁迅的母亲很谈得来，母亲对她很是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门亲。鲁迅对这包办婚姻自然是反对，就写信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转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鲁迅没有立刻回信表明态度。可没过多久，1906年夏天，25岁的鲁迅正在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母亲的信又接二连三地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焦急地赶了回去，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
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个新派人物，估计会发生一场冲突，所以，都向他陈述种种的“应该”。但鲁迅出乎意料地顺从了人们的摆布，让大家觉得他们的努力完全白费。他身穿新礼服，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和新娘完成了所有规定礼仪，然后揭开了新娘的盖头。新娘身材不高，有些瘦小，面色黄白，额头宽而显得微秃，尖下颏，嘴唇薄而显得嘴略大。婚后第二天，鲁迅并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但又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晚上却独自一人睡在书房。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
朱安面对丈夫的决绝，只有独自流泪，她做着各种猜测，回想自己这几天的言行，回想每一个细节，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作为朱安这样一个典型的旧式女人，她无法了解丈夫的感受，也无法决定自己的感受，她从开始就处于被人摆布的位置。但是，她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她的命运已经属于周家和她的丈夫，她痛苦又毫无怨恨地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年。对她而言，
痛苦是深刻的母亲（2）
丈夫，只是一个名词；夫妻，只是一种名义。
鲁迅在日本的活动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先是办杂志流产，又有出版物滞销，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为他的生活做出了安排：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三弟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回国谋生，以养全家。1909年8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多年的求学生涯。
10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一年后，他回到绍兴府的中学堂当学监。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鲁迅同在光复会的绍兴军政府的都督王金发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后来，由于作家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他19年2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5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其实，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叫鲁迅真正难捱的，倒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只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太太。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他曾经做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朱安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这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连话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为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限，惟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7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
朱安是不在身边了，但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这点是准确无误的。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事实是否如此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付出代价。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如此。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在他归国初期，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子，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当他到了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竖，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也没有什么笑容。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在婚姻大事上又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
但他已经年届四十，在北京孤独的生活让他从心底滋生了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1919年，他将母亲、朱安、二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他自己没孩子，可买下八道湾房子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分寄往东京，接济羽太的娘家。羽太不知节俭，尽管鲁迅身兼官员、教员，收入不菲，但钱总是不够用。鲁迅渐生不满，但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两人住在不同的院子里，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把朱安送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在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为人们鄙夷的，情形会十分悲惨。对母亲更是恪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他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痛苦是深刻的母亲（3）
每天他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恼火回到八道湾十一号，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
1921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1923年7月14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1923年8月初，那场冲突之后半个月，他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