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更大规模的敌视行动开始了。柏林大学的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蓄意捣乱，爱因斯坦愤然离校。后来，柏林出现了一个专门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魏兰德组织。他们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收买科学家，辱骂爱因斯坦。德国实验物理学家、1905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勒纳也对爱因斯坦进行恶毒攻击。魏兰德更是疯狂，居然在报纸上说“要杀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被迫离开柏林。
1921年10月，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11月中旬途经上海，接到一份电报，得知瑞典科学院已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此，瑞典科学院评奖委员会受到来自德国科学界的指责，批评他们的行为太“轻率”了。
作为一代科学大师，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祖国被人变成了疯狂的野兽，杀戮仿佛变成了惟一的正义事业。他为此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保持了自己的操守。在一个为军国主义的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上，有93个科学家签名，另一个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只有4个人签名，其中之一，就是爱因斯坦。
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厅里，爱因斯坦身旁的两把椅子是空的，没有人敢靠近他。他这样一个物理学家，被视为危险分子，他的周围充满了敌意。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国家元首，从此，德国反对相对论的运动更加气势汹汹。正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公开宣布不再回德国。4月1日，德国普鲁士科学院开除了最享有盛名的、堪称国之瑰宝的院士爱因斯坦。1933年5月10日午夜，在一片欢呼声中，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籍被投进柏林国家歌剧院广场中央的火堆里。后来，一位从柏林来的朋友给爱因斯坦带来一本棕色封面的画册。画册的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大幅照片，并附有罗列罪行的说明文字，文字的下面是一个括弧，括弧里有4个小字：“尚未绞决。”
他的祖国抛弃了他，他周围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他成了一个孤独者。
爱因斯坦的家庭和朋友也并不能成为他心灵的栖息地。爱因斯坦从不按传统习俗行事。传统习俗很浪费时间和精力，而爱因斯坦的工作首先要求他的却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所以，他身上有许多不为人理解的怪僻：他常常忘记带家里的钥匙，即使在结婚当天，婚礼结束后，他和新娘返回住所也不得不喊房东开门。在生活上，他不修边幅，头发蓬乱，以致来求见他的年轻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移居美国后，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装束依然不变：一件浅灰色的毛衣，衣领上别着一只钢笔，甚至连面见罗斯福总统时也不穿袜子。
他身上缺少常人那种可能引起麻烦和不幸的感情，和他相处20多年的朋友从来没有看见他表现出嫉妒、虚荣、痛苦、愤怒、怨恨或个人野心，也许他丝毫不受这些感情的影响。因此，他也避免了为物质的东西而烦心。他主张生活简朴，因此剃胡须时只用安全刀片和水。朋友建议他使用剃须冷霜，他说：“只要刀片和水就行了。”朋友为了说服他，就送了他一管剃须冷霜。第二天，爱因斯坦好像有了什么重大发现那样洋洋得意：“你知道，它不扯胡须，使人感觉好极了。”冷霜用完了，他就又用刀片和水了。
他以拉小提琴为娱乐，却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提琴手。他很少演奏现成的乐曲，而是喜欢拉即兴创作的准莫扎特主题，从中得到乐趣，得到科学的想象力。他用的也是一把廉价的小提琴。朋友赠他一把稍好些的提琴作为礼物，他却说：“琴太好了，我不配使用。”
成功必须付出代价（2）
有个匈牙利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被迫在一家餐厅当个钢琴伴奏者。从前在布达佩斯他是个公认的神童。美国的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冯·卡门觉得很可惜，认为应该给他个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他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特意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哈齐的演奏。晚上，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这时，爱因斯坦的夫人心血来潮，要她的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提议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哈齐愤怒地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着，就真的不弹了，哈齐也就失去了为美国音乐界重视的机会。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大家为爱因斯坦热烈鼓掌，而把那位布达佩斯的神童忘得一干二净。
爱因斯坦是绝对的理论家。他对自己理论的实际应用没有丝毫的兴趣。他的E=mc2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式———它表示任何已知物质中未释放出来的能量。但是爱因斯坦不愿意沿着大街去看一个反应堆制造原子能。他的光电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却认为这一系列方程式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他也没有丝毫好奇心去观察他的理论是如何使电视成为现实的。
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的一个难题是他的名声。他创立的理论十分深奥，只能使当时很有限的少数科学家感到激动，但是他的名字却在文明世界家喻户晓。他对自己造成的这种现象困惑不解。他说：“我有过好主意，其他人也有过。但是我的幸运在于被接受了。”社会公众如同洪水暴雨似的对他表示关注使他感到困惑。人们想会见他，陌生人在大街上会停步向他凝视和微笑，科学家、政治家、学生和家庭主妇写信给他，甚至他身上的东西，哪怕一颗扣子，也成了别人的圣物。以色列人民还请他去当总统。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受到这种关注，为什么要把他作为与众不同的人突出出来。
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毛衫加一只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爱因斯坦只好要求冯·卡门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卡门为他在洛杉矶奥列薇拉大街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而远近闻名，因此，他走在大街上从未碰上过麻烦。结果谁也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闻名世界后，许多国家邀请他去讲学。一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火车站里，官员们准备好了要为爱因斯坦的到来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却久久不见爱因斯坦到来。原来，爱因斯坦从另一个小站下了车，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拎着小提琴，徒步向皇宫走去。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立刻就坐下了。
他拒绝著名作家的来访或很有成就的画家为他画像，很少有例外情况。只有一次他改变了态度。一位画家请求为爱因斯坦画像，自然被爱因斯坦拒绝：“不，不，不，我没有时间。”画家坦率地说：“但是我需要使用靠这幅画所得的钱啊！”爱因斯坦回答：“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当然可以坐下来让你画。”
这样一个按照自己的古怪方式生活、生活得非常自我的人是很难和别人相融合的。
他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是他大学的同学，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出身于大学教师家庭，对家务并不在行，曾在学术上有前程。在爱因斯坦成名后，他同妻子的关系渐渐紧张起来。在他获得第二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思考和生活习惯，与妻子的关系终于无法维持，两个人只好分手。
后来他同爱尔莎结婚。这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家里的一切变得井井有条。他的妻子喜欢招待朋友到家里来喝茶，有时她为了让爱因斯坦休息一下也会叫他下楼和他们一起聊天。他的回答往往是粗暴的声音：“不！不！我不！再这样打扰我，我简直受不了了！”爱因斯坦并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宁静的思考，而不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他差不多独自生活在小阁楼里，那才是他自己的天地，他在那里几乎与世隔绝，全身心地和他研究的宇宙结合为一体。他在孤独中体会着快乐。
1936年，爱尔莎病逝。此后，更深的孤独一直陪伴着他。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居里夫人、妹妹玛娅在内的亲朋好友相继去世，他遭受了沉重打击，孤独感伤不时流露出来。特别是当他看到，由他和一些科学家为了维护和平而建议美国研制的核武器，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时，他自责不已。
1955年4月18日，76岁的爱因斯坦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在昏迷中含糊又痛苦地用他的母语急促地说着什么。这是他最熟悉最自然的语言，也是心底里最感温暖和痛苦的东西。
杰出者的存在确实令世界精彩，但是成为杰出者的代价也十分巨大。他必须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追求做出奉献和牺牲。长时间地专注于专一的工作，会经受来自别人和自身的痛苦和寂寞。所以，绝大多数杰出者都成了难以相处的人：一方面自己经常生活在煎熬中，一方面给那些亲近他们的人带来苦痛。曾有一家英国报纸用一个标题概括地对此做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爱因斯坦=天才可爱”。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同时忍受了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长期孤独：为了专注于工作，他与亲人朋友保持距离；为了坚持信仰，他离乡流浪。应该说，为祖国所抛弃让爱因斯坦在精神上丧失了大部分的归属感，如同无根的浮萍一般。他就是在驮着这些枷锁、一步步地向前爬行。自然，越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成就越在极端上，越不易被人理解，所受攻击也越厉害。
不过，世界会永远怀念像他这样的伟人。20世纪末，在英国的两家著名杂志社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