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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开始时，在由保险统计员计算出的完整保险计划与根据实际情况支付的计划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妥协，到1975年，前者已经明显地被抛弃，而后者则是支付的基础。今天，现存社会保障的未筹集基金的债务大约为四兆美元，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制度是否已经破产。信托基金或所谓的储备几乎已经消失，税收的比率与工资基数为了偿付当前的义务，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大幅度地上升。今天该比率停留在6。7％，并且在1990年就要上升到7。65％。工资基数已经从开始时的3000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32400美元。
更有甚者，未来的年月里，资金难题将会显得更为突出，因为老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将不断增长。天平均每100位工人要负担30位退休者；而从现在算起的40年之后，每100位工人将负担45位退休者，即增长50％。这一变化本身就会要求税率增长50％（在假定一年生产率增长2％的基础上）。
这一难题是如何出现的？答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答案。退休者们是投票选举者（选民），政治家们以允诺立即提供自然增值的更大福利的方式来呼吁这一群体支持他们。而这些成本被推迟到稍后时期，增加的津贴看起来是一个由政治家们向一个庞大而不断增长的投票者集团所提供的免费礼物。
并不感到惊奇的是，从历史上看，社会保障计划一直是政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在“新政”时期所形成的最受欢迎的计划之一。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社会保障计划受欢迎的程度已经下降，不断增长的投票者反对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们来自扩大社会保险计划所积蓄的意外收获，如今不断受到那些为此而偿付的人们的反对。并且这些难题在未来会变得更加棘手。
之所以会这样，有三个理由；第一，该制度正在接近成熟期，65岁以上的人口中的93％的人正在接受津贴，介入该制度的新进入者津贴与成本的比例要低很多。1937年，一位进入该制度的工人支付未来30年的最大税收额，如果他或她在1967年底退休，就已经支付了总额为2673。60美元的税金，那只是所接受津贴的一小部分。但是在1968年进入的工人，支付最大税率，仅在20年之后，就已经支付了27512。25美元。
假设当前对税率和工资基数的计划增长数没有校改变，早先介入该制度的参与者，在该计划早期所得到的巨大的意外收获就会结束，并且很多高收入的工人就会支付比他们自己未来所获津贴多得多的成本。第二，从长时期来看，该计划只要用扩大覆盖面的办法就可以增加它的收入。
但是如今大约工人队伍中的90％已经被包括进去；作为结果，这一选择不再是新收入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来源。第三，国会近年来已经将津贴结构编成指数，以便之随着价格水平的增长而增长。只要收入与价格上升得一样快，其比率就会保持不变；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持续存在和本世纪70年代的滞胀纪元产生了新的两难困境。
显然，国会目前面临着非常难堪的境况，它承诺向总人口中庞大而继续上升的部分提供社会保障福利。再者，它所被迫支付的数额取决于经济事件——工资与价格的运动，而它对比无法直接控制。因此它必须对人口中正在缩小的那一部分人提高社会保障税收，以支付这些福利，而除直接增税之外的新增税收来源、已经枯竭或者已经被有意地牺牲掉。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如今当社会保障问题被提出，政治家们就会局促不安。
本章开始时，曾提出过社会保障计划是否会破产的问题。马丁？费尔德斯坦，一位有关本议题的杰出专家，已经指出社会保障计划并未破产：“只要选民们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它就能够支付其所承诺的福利”。如今，一方面不断增加的退休者的数量与另一方面在职工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加突出。费尔德斯坦已经估测说在1。5亿已达选举年龄的美国人中间，有5000万人将会在社会保障计划中受到损失，而1亿人将会从中获得好处。后者主要是老年人，比那些较为年轻的群体更加倾向于投票支持这一计划。
过去，老年人一直对社会保障的关注程度比那些较为年轻的群体大得多，然而，当在职工作者的负担加重时，我们可以预计这种状况会改变。该制度仍然是可以实施的，但根本前提取决于工人们接受对他们的收人的税收持续增长的义务。无疑，社会保障计划将是具有利益冲突集团的持续战场，政治家被卷在其中。
社会保障是一种转移制度，收入从那些在职工作者手中转移到那些不再工作的人手中，社会保障筹集资金的方式与接受福利的方式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就应当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税收，在那些接受或将要接受福利的人与那些必须支付税金以提供这些福利的人之间存在着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