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日，注册油轮“阿莫科？卡迪兹”号在离法国布里塔尼海岸不远处遭遇巨浪。显然它的船长等得过久，再寻求救助时已经来不及了。油轮被撞裂，5460万加仑的石油注入大海。由此对法国渔民、土地所有者、旅游者、商业老板和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失估计累计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一灾难是随着10年之前的较小但仍是重大的石油泄漏事件而来的。1967年3月，“托雷峡谷”号油轮在英国南部海岸搁浅，并且泄漏出119000吨原油。在当时，这样的数量被认为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尽管英国政府花费了800万英镑用于清除所造成的污染，油膜在英国和法国的水域中还是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于是，正如“阿莫科？卡迪兹”号所碰到的一样，人们由此认识到由容量超过百万吨的现代油轮所造成的威胁。这些船只的体积是令人惊叹的，它们所承载的石油容量是令人恐惧的。鉴于大部分船只都以油为燃料，那么泄漏的威胁就不仅局限于油轮和驳船。除了事故以外，泄漏还会来自转输油料时的泄漏、特意用泵排掉舱底的污水、以及海上油井的喷泄，如同圣塔？巴巴拉案例中的情况。
1974年有26起主要的石油泄漏事件（有11起发生在美国海域），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在南美洲南端的“麦塔拉”超级油轮的2600万加仑的石油泄漏。由于石油并非是生化可分解物（井非迅速变质的），世界的海洋正在累积不断地增加“不可消化的”石油污染层，油膜及其油状珠球在全世界的公海中都可见到。其生物性后果仍然是不可判定的——我们并不知道它对海洋生物的长期影响是什么，但是任何赤脚在海滨散步的人都会发现海岸线上石油造成的污染后果。
再者，这一难题被来自石油输出国成功的卡特尔活动所引起的石油供给危机（1973年10月6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搞得更加复杂了。石油价格从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前的3美元一桶上升到1976年的11美元一柄。1982年，每桶价格为32。42美元。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价格上升的结果是鼓励新的供给来源，尤其是海上钻井，完成穿越阿拉斯加钻取北坡（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一地区，在布鲁克斯山脉和北冰洋之间）石油的输油管线建设，并且鼓励更多的巨型油轮来载运石油。北坡的石油运输到市场的方法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争论。它是否应当用油轮运送，穿过胡安？德富卡海峡而进入皮吉特海峡？在此狭窄的水域中一次巨型油轮的泄漏将对此区域造成重大灾难。
某些技术方法已经用于清除所造成的石油污染，更好的技术方法也许会在未来被发明出来，也许有效地预防将来的泄漏会使社会付出少得多的成本，并且有若干种选择方案可以予以考虑。
一种建议方案就是禁止海上石油钻探以及从水路运挖石油产品，这当然会减少石油泄漏，但是这有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带来副作用。短期效果将会是原油供给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石油产品价格的上升。富人和穷人都一样要使用汽油，但是它占据穷人支出的更大比重。所以，更沉重的负担将会落在低收人群体身上。石油产品价格的上升将提高新的国内发现的赢利性，并且由此导致更为集中的勘探。这是否会足够的增加供给，以使价格下降到先前的水平，仍是颇有疑问的。
再者，即使美国采取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措施，仍然不会完全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其他国家的油轮还将运载石油井且继续污染海洋。鉴于我们的法律权威只能管辖海洋中的较短距离，我们的海岸将仍然不能免遭到处飘移的油膜的污染。
简单地使用取消任何经济活动的方式，有可能消除很多使“无辜旁观者”付出代价的生态难题。但是这通常是昂贵得令人止步的解决方案，具有外部非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数量在不断上升，全面禁止这样的活动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那么人们能否消除这些副作用中的大部分，而不取消产生它们的经济活动呢？这些有害的效果的存在出于一个原因：即导致这些成本的个人或群体甚至并不承担这些成本的—小部分。如果污染者们不得不承担其全部社会成本，那么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就会以经济的方式消除尽可能多的影响。
简而言之，对大多数污染问题的一种安慰性的回答是让污染者付出代价。但是要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改变产权——也就是说，改变有关所有权的现有法律。对财产的权利就不得不进行修订，以便包括任何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之成本和收益。以两类污染者为例，这就会使得驾驶汽车的人和纸浆厂的操作者们对他们所引起的空气和水域污染负支付责任。
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隐含着如何判定特定活动副作用的真实经济成本的难题。比方说，如何对一家钢铁厂的大烟囱污染所造成的破坏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从原则上说，价格可以被估测出来。但是在实践中，这一任务绝非简单，并且这一困难因有效地评估实际污染者所引致的成本这一难题，而更加复杂了。
在石油泄漏的情况下，成本评估因海洋（海滩）并非是私有财产这一事实而变得复杂化了。它们是“公共财产资源”，也意味着没有人拥有它们，而人人都可以使用它们。如果某人拥有它们，那么此人就会像任何其他财产所有者在遭受损失时所做的那样，对污染者就所受的全部损失提出起诉。
第二十三章：地狱峡谷洪水经济学
地狱峡谷，位于将俄勒冈州与爱达荷州分开的斯内克河（在美国西北部，是哥伦比亚河的支流）两岸，是北美大陆最深的峡谷，甚至超过了大峡谷（指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深度。它有着美国最为壮观的景色，并且是糜鹿、鹿和大角绵羊的自然栖居地。横空成片的红腿鹈鹕呜叫声回荡在山谷的两侧，汹涌奔腾的河水中扑腾着大马哈鱼、硬头鳟和好鱼。
地狱峡谷还可能是开发水电资源的最佳遗留地。这样一种开发的结果将会是一座高覆的大坝，它将河流围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是否应当建造这座新的大坝？
这一问题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争论。在这一时期内，各种计划与提议的地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两方面的论争者也已经有了变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已经变换了立场），并且曾经一度是在公共电力与私有电力两派中就两种选择方案和相互排斥的大坝选址之间的争论，已经变成那些从根本上反对建设大坝的人，与那些同总应当以他们的共同努力来建设和营运的公共与私有电力群体联合力量之间的争执。
当雄辩言论与电力政治学统治舆论时，这一问题在联邦电力委员会面前以数据进行了激烈的舌战。这些数据被用于大坝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且因为有若干个替代性的大坝综合方案被提交，也就形成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替代方案。我们只要审视其中之一—高山绵羊大坝，这显然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水力发电方案。
成本—收益分析已经被用来帮助判定与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区别开来的社会成本。这种区别是什么？对于广泛而大量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或提供来说，不是没有区别，便是区别如此之小，以至于无人愿为此而劳神。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资本数量的私人机会成本和预期的收益来决定是否要承担一项经济活动。比如说，如果某一预计的收益回报率超出了提议建立工厂所需资本的机会成本，这一工厂就会被建立起来。
然而，在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收益或成本带给别人而不是投资者（与用户）时，纯粹的私人计算可能会产生从社会整体的观点看的错误决策。在高山绵羊大坝项目的案例中，某一承担该项目的私人投资者，就不会得到作为调节河水流量的结果而在下游的发电厂产生的新增电力收益。
作为在高水位和潜在的洪水季节减少河水流量的结果，私人投资者也不会从减少在斯内克河下游和哥伦比亚河诸支流的洪水损害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投资者既不会承担毁灭或损害迁移鱼群的社会成本，也不会对减少水禽和哺乳动物的野生动物栖居地承担成本，也不会对不可挽回地改变某一特定的、不可替代地区的美丽景色承担成本。
这些外部性中的一部分是相对易于衡量的。其中之一便是一座大坝的下游收益，这就是新增发电量乘上每度电的价格。另一个就是减少洪水损害价值，这可以用估计被蓄积的洪水量可能在下游所造成的损害的大小来进行计算，并且用这一数字乘上在没有大坝的情况下，如此高水位可能出现的频率（这一数据从该河流的历史档案中获得）。但是谁能衡量对以前未经开发的峡谷在美学意义上的壮观景色与娱乐价值毁灭相关的外部性呢？让我们看看在高山绵羊大坝案例中是如何试图进行这一计算的。
暂时省略掉与改变环境相关的外在成本，反对建设大坝的人们衡量了提议建设大坝所有其他成本与收益，与次优替代方案核能发电相对照。接着他们提问什么价值必须用于保护原有环境之上，来为不应建大坝提供根据。结论是在超过其项目规划的50年寿命期，根据有关其他大坝高山绵羊大坝和核能替代方案所做出的假设，将会提供超过其次优替代方案1400万到2400万美元的收益。
这一数字派生方式的一个简单介绍将显示此类案例中的通常程序。大坝的总投资成本以9％的利率计算为266786000美元，债券将在那一利率上浮动以提供这一数额。这使得年度总成本（对债券所收取的固定费用，加上营运、发电和输送电力的成本）达到39597000美元。
在收益方面，电力收益（大概包括下游的收益）是每年41894000美元，洪水控制收益为每年245000美元，总计为42139000美元。从年度毛收益中减去年度毛成本，由此得出每年2542000美元的净收益。在该项目的50年寿命期，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