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量将大于1，但是，这个数量还是有限的。假设我有3位爱好经济学的好友，他们没有施蒂格勒撰写的《价格理论》这本书，但很希望拥有，而我恰好在书市上看到了，如果我钱夹中的货币足够，便可能将其买下来送给这3位好友；如果我自己使用，即为了阅读获得知识或获取心智上的快感或作为研究的材料，则只购买一本，尽管施蒂格勒的《价格理论》是非常难得的有关价格理论的著作。如果因价格下跌而多买，只好闲置起来，则属于浪费资金，理性的人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至于房子和汽车等商品，价量变动不明显，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恐怕是因为价格高，一般消费者需要积累多年才有能力购买，也就是说，受收入因素的影响很大。但是，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资金，你是否也会因为价格变化而增加房子的购买量呢？一般不会。购买这类产品与否，同样与动机有关，同价格的关系也是不明显的。价格的影响，只在购买之前。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房子，只好租房住，是因为价格太高，买不起。但是，如果房子价格降低至你可接受的水平，你可能会购买。但是，在你购买之后，即使房子价格再下跌，你却不会再买了。这里再谈现实中的另一种情况。我认识几位企业老板，他们在国内不同的地方都拥有别墅，比如北京一幢、大连一幢、厦门一幢等等，但是，他们除了北京的房子长住外，其他的都做度假用。这个现象也同前面的分析相同，虽然这些人很有钱，但他们的购买量依然不受价格的明显影响。他们并不会因为北京的房价下降，而在北京再买一幢用于居住。
为何价变量不变？（2）
看来，这类商品购买量的决定因素：一是消费动机，二是收入水平，即预算线。
如果用图表表示，对于耐用品而言，其需求曲线不再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而是一个点，一个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固定的点。而不像股票那样，是动态的点，在开市过程中，无时无刻都在变动，且数量可能有无数个。但是，很遗憾，我翻阅了很多经济学教科书或专著，都没有发现对这些耐用品的需求曲线的分析。
前面解释了耐用品的价格决定的本质，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耐用品是否与需求定律冲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消费者还是按照价量反向的思维方式决策，只不过耐用品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曲线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产品，即耐用品的需求曲线是“点”而不是“线”。这点很显然，就不作详细讨论了。
2003年1月16日
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1）
韦森对张五常所做的“学理上”的质问是站不住脚的。而就“解释”经济增长而言，“交易费用”是没有解释力的，从这个角度看，张五常的观点也不够完善。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说：“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这个观点很快遭到质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韦森在《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见2002年5月13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该文文末，还有汪丁丁先生的附议）一文对张五常先生的这个观点进行了批评：“如果按汪丁丁的思路，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五常先生的这一判断在学理上乍看来似能自圆其说。但既然是如此，这就与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比例说没任何联系。因为，这个层面上所说的交易费用，与现实根本‘不搭界’，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也就没有‘占国民收入百分比’之说。”他还举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等做的实证材料为佐证：“另外，按照华勒斯和诺思（JohnWallisandDouglassNorth；1986）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韦森先生似乎觉得意犹未尽，又撰写了题为《预期的与实际的交易费用》（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2月3日）的文章，进一步做出分析，同时引用林毅夫先生对该文的“点评”作为佐证：“文中对张五常先生的批评很中肯。”
我认为，韦森先生引用的华勒斯和诺思所做的“估算”数字的证据是否有说服力，值得怀疑。因为，交易费用几乎是无法度量的，只能从逻辑上估计。张五常先生2002年4月23日在北京所做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度量的准确性，不是数字多少，而是你这种排列是不是直接受到人们的认同。越多的人认同，这就可能算是一个很准确的度量。解释世事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之下，交易费用很难度量，或者很难度量到。只要推出两个可以见到的情况，然后解释某一个情况一定比另外一个情况要高，哪一类交易费用在哪一方面会怎样改变，你能够排列出来，那你就有办法了，排不出来就没办法。通常来说，只要能排列出来，就可以解释很多世事。两点怎么排列，然后再加两点，每两点都可以是一个假说。虽然这么说，通常去处理一种交易费用的问题，是需要花上很多年的工夫。”
《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约翰·克劳奈维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认为，很多经济学家均认为交易成本无法测量。而韦森先生自己也认为交易费用“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还引用诺思等人的数据作为证据？这岂非自相矛盾？
至于韦森先生对张五常所做的“学理上”的质问，我的看法是：费用（或成本）分析范式，是从问题的另一方面做分析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很多问题正面看难以解决的时候，就从反面看。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逆向思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12版）》第二十一章引述了J。M。克拉克的一句话，即“如果一班学生能在经济学课程中真正理解成本以及成本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那么，这门课程便算取得了真正的成功”，这句话是可以作为我观点的注脚的。
另外，韦森先生区分“预期交易费用”与“实际交易费用”，确实是一大创新。但我认为，就讨论他与张五常的争论而言，“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已经足够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假设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甲与乙（当然，你可以推广，人的数量可以无限增长，但推理方法不变），两人都是自给自足，这种状况为A。有一天，两人发现可以利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产粮食。例如，甲是种稻的能手，乙是种小麦的能手。于是两人就商谈决定，甲多生产一些稻米，乙多生产一些小麦，然后两个人交换。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应该是“动态的”，并且考虑后天的比较优势）合作生产。假设后面这种状况为B。那么，在A状况的社会中有没有交易费用？答案是：没有，因为甲与乙都是自给自足。在B状况的社会，有没有交易费用？答案是：有。因为他们有交易，所以，必然有交易费用。现实的世界比较接近B的状态。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总是会利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享受“比较收益”的好处。但是，为什么人们会选择B的社会而不选择A社会，A社会是完全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啊！我的观点是：如果交易增加了，交易费用必然跟着增加。但是人们为何又愿意付出更高的交易费用？因为人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比交易获得的坏处（即所增加的交易费用）要大。
还值得提醒的是，就“解释”经济增长而言，“交易费用”是没有解释力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类似GDP或GNP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也不够完善。
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2）
2003年1月18日
＇附＇张五常与韦森都错了？（1）
姜奇平
2003年1月18日一篇题为《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的文章（该文作者是刘正山），把一个打了半年的传统商务问题推向了新的高潮：社会贫富，是否与交易费用比重相关？
交易费用这个传统话题，成了媒体关注热点，很不容易。我们正好可以借机熟悉一下传统商务的“水泥”们，看他们在想什么，如何想。交易费用，也是新经济的“鼠标”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我们该从自说自话，到倾听别人，再发表意见了。
通过比较，最好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形成“鼠标”型“水泥”。
从大学者到业余爱好者争了半年多的传统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肇事”的一段话，是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中的一段表述：“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引起哗然的是，另一位权威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界名声显赫的实力派人物韦森教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予反驳：“按照华勒斯和诺思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这个论据，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