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铁路贷款尚能偿付，后因内战天灾而无法偿付（约40％）。加上国际银价下跌，政府收入以银为主，而以黄金偿债，更显窘迫。如上所述，外资多用于铁路，但盈利率甚低，191736年平均约3。3％，而日本南满铁路却高达25。5％。铁路的经济贡献，是减轻运输成本，刺激各项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但盈利几乎等于应付利息。
当时清廷国库收入的43％，用来支付对外赔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种窘况，直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财政改革后才好转。若不向外举债，或许内战可以减少，但政府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可能要提高税收来挹注。这段期间，中国是世界贷款的大客户，各国争相争取，提供最有利条件，中国也从竞争中得利。不久，各国银行集团采联合政策，共享中国贷款市场利益，维持势力均衡（页469）。这种外债牵涉甚广，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且多用在非生产用途，以债养债，直到二次大战仍是重大负担。
第3章：各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外国在华设置贸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国有贸易关系。1910年以后数目大增，到1920年代共有290家，以英国最多也最重要，有144家。这些公司对中国的外贸成长有相当贡献，但也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取巨利，压低出口货价，提高进口货价，都带有独占的性质。1842年五口通商后，为应外贸之需，需有融资机构，当时中国尚无办此业务的银行，外国银行因而兴立，以应本国商人之需。1889年之前，英国与其它英属银行，独霸中国的外贸融资，其中最大的是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银行才逐渐强大，1935年货币改革（法币）后，才有能力与外籍银行竞争。但1930年代，上海进出口业90％以上，仍靠外国银行融资。他们也对中国工业界贷款，如开萍煤矿在1900年，负了德国亚川银行45万两的债；汉冶萍煤矿的贷款，也由日本供应。中国公司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家数不多，但数额均甚大。外籍金融业也与政治有相当关联，政府税收、军阀、政客等基于安全因素而互相往还，且在华境内发行票据，流通甚广。1916年中国、交通两银行因战乱停业后，外籍票据流通更广，直到1935年由四大政府银行发行法币后，才稳定下来（页528）。
1842年五口通商后，英国船只在沿海航行，虽然清廷不准但亦无奈。1858年首先开放给英国内河航行权，准在长江流域贸易。当时总理衙门认为，此举有益贸易增加税收，且不影响原有华属航业。1907年之前，英国占内河航业相当重要地位，日本也见利介入，另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万吨，英国占47万吨，日本25万吨，当时华籍船只共67万吨，航业大都操在外人手中（页5960）。
外人想在华境内筑铁路，大受政府民众反对，刘锡鸿列举八项不适铺筑铁路的理由、八项无利之因、九项大害，民间更因风俗受侵，而誓死反对（页62、2423）。1876年因有英国领事撑腰，中国筑了第一条铁路，虽已比世界第一条铁路落后50年，但仍比日本早四年；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开始重视铁路。列强在华筑铁路，以政治军事目的为主，旨在侵占势力范围、运调军队、维护在华利益，商业利益并不重要（页614）。
因贸易、船运之需，列强开始在华开矿。俄国在抚顺，德国在胶济铁路两侧，英国在开萍、开滦与北京，法国在云南，日本经营汉冶萍公司。其中以英日最活跃也较有成果，以煤铁为主，锡、锑、钨、铅、汞、金等甚微（页6679）。其它的直接投资，尚有制造业、修船、机械、公益事业、加工出口业（如茶业加工、养蚕、制糖），以及供国内消费的西药、面包、洋火、香烟、棉纺（这两项最重要）（页7990 ） 。
第4章：外资效果分析。第1章至3章可说是近百年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简史，叙述关系源流及在华的经济行动，也作为分析列强对华经济影响的楔子。本章虽然只有6页，但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以下各章要分析的。我们可以从著者提出的问题，作不同角度的探讨，或甚可进而研究，著者所提出值得研究但尚未有答案的问题。
本章提出的问题有：（1）历年外资总额有多大？资本产出比有多大？投资额与国民所得成长的关系如何？（2）外资需要到相当数量，才能扫除经济成长的障碍，其数量是否大到作为触发剂？这种外资比例，在其它落后国家的情形如何？中国的外资总额与在境内的流量不大，何故？（3）何以外资在贸易方面的投资量不很大？外资在基本产业（农、矿）所占的比例不大？是否因为官方对矿业管理严格？在通商口的外资制造业，已合法化且有治外法权的保障，何以规模仍不大？是否因获利率不高？ （4）一般认为中国在1937年之前，经济仍在停滞阶段，然否？虽然现代化部门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否已开始迈向经济现代化？（5）研究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制内的比例，中国对外资侵入的反应，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传授、人员训练的帮助，外资在社会、政治、管理方面的优越条件，对华籍企业产生压迫或成长效果？有哪些因素使外国企业能与传统工业并存？（6）进口外国产品与国内现代化工业的兴起，对传统经济部门有破坏效果？（7）贸易理论中的「吸光」效果，在中国是否实现？外国企业把在华投资的利益所得汇出，会使中国经济枯竭？分析外国企业的再投资比例及其它因素，这种理论在中国并不成立。（8）中国与其它落后国家的背景有何不同？国际收支的困难何在？（9）日本何以能藉外资帮助而迅速现代化？中国何以不能？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此事有何影响？
第5章：决定外国对华投资的因素。因定义与方法的不同，很难比较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投资，若以国民每人分配额per capita来计算，1936年中国每人分得的外资额，只有US8（假定人口为4亿5千万），日本是中国的三倍。外资在整个中国资本存量所占的比率，尚无可靠数据，虽然在现代化部门中占绝对重要地位，但在1933年的国民所得里，只占13％以下，其它落后国家也大致如此。列强对华直接投资及资金内流增加的原因，在于利润转再投资；对华贷的款中，有部分是用来支付前笔贷款的利息。19023年间，资金外流反而比资金内流大，因为支付利息与投资利润的汇出金额，比资金内流量还大（页97102）。
18721936年间，有57。3％的公司，将利润的30％再投资，45。2％公司的转投资额达40％以上，其中以保险业为最高，公益事业最低。190230年间，外国汇入中国的投资额，只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可见外国的直接投资额，多半是转投资而来。列强之所以对华投资，最有利的条件，是因为不平等条约所享的特权，如免税、治外法权、免受官扰、租界等特殊待遇。但矿业却非如此，以免落入外人手中。此种严密保护条例，在1898年已规定。到1945年时，许多落后国家的外资矿业规则，仍参酌采用此种条例（页10310）。
列强对华的投资数额不大，大都是利润转投资。不愿大量增资的原因之一，是利润率并不高。18721932年间，有41％公司的利润净值比率小于10％，64％小于15％，可见并不高，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是特殊例外。外资多从事与外资有关的行业，1931年占37％，这些投资大都由贸易公司经手（页1129）。1912年之前，是列强资金流向各殖民地的黄金时期，英国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流向新殖民地，为何列强对华的投资额比例不大？因为中国已非新殖民地区，可耕地区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文化相当深固，外来事物不易打入。中国比其它落后国家幸运的，是未沦为殖民地，有相当的自主权，外人的经济活动只限在通商口岸，在内地的活动须受政府限制，以采矿条例最显明。但外资在通商口岸的投资（如制造业），数额仍不大，原因是利润未如预期的好，其原因是民间仍惯用传统产品，对现代科技不信任。传统方法不能制造的货品，由于运输不便，民间购买力不足，以致市场有限（页1203）。
第6章：外资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外力入侵后，有识之士痛心之余，有「师夷之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议。仿外国企业组织，设各种公司，官督商办，唯成效不彰。当时清廷财政困难，征苛税，对工业投资额太小，虽拟议多项防止外国经济侵略的措施，结果皆不理想。因心理上仇外，而忽视外资对华经济现代化的实质帮助。外资的帮助约有：（1）模拟效果。心理上中国见列强船炮之威、国力之强，有仿效强国之心。外资替中国创造有利的投资诱因与环境，传入新技术、新观念于各行各界，开阔华人眼识，其作用正如Schumpeter所说的「倡导者」。 （2）连锁效果。因贸易之需而筑路，各项行业也随之而兴，此种连锁反应对经济、社会、心理等不可见的影响，远大于纯经济的利润所得（页1318）。
外资比中国企业有利之处，如融资易、资本足、技术管理能力较高、最惠国待遇、不平等条约之优惠条件、不受官方苛扰等。但何以华籍企业（传统部门），既缺企业眼光、无经验、引用亲人、效率低，仍能与之并存且仍相当重要？原因约有：
（1）中国政府限制，除矿业与铁路外，只能在通商口设厂、经营，限制其发展。
（2）民间排外性强，常起抵制外货运动，各行业的竞争者，常以此手段打击外资企业。在争取劳力方面，也常使用排外心理作战。
（3）外资厂产品市场多限于沿海，广大内陆市场因消费习惯、购买力不足等因素，矿业、航业等竞争企业又互订协定，划分市场减少竞争损失。因此外籍企业占沿海与高级消费市场，传统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