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鏊溃蕉挥�1。5％（表示并无生存危机）。这3个例子就足够说明，山东在衣食无缺的状态下，高达60。6％的幼儿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竟然比缺粮的孟加拉国（只有9。2％），还高6倍以上。
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知情者掩鼻避谈。幸好有这两本水灾救济报告书，让研究者从间接证据中，推证年轻女性杀女婴的倾向。重男轻女不是传说，而是血泪的残酷事实。不必谴责这些下毒手的年轻女性，因为背后有几股文化力量，在逼迫她们必须这么做。真正的凶手可以是社会习俗，可以是公婆，更可以是丈夫。
参考书目
Li； Lillian （1991）：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
16守寡有理
现在说起来奇怪，但在197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时，台湾的社会好像认为妇女守寡比较受尊敬。时代变化很快，35年后的今天就没有这种心理，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觉醒，二方面是经济能独立自主，三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大量吸收西洋观念。
寡妇守节不嫁叫做「节妇」，自杀殉节的叫做「烈妇」。鲁迅在〈我之节烈观〉（1918），有尖锐的观察：「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旧牢不可破，…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它钉到自己和骨肉的身上。」
节妇旌表
到宋代为止的寡妇通常会再嫁，守节是少数例外。到了元代，蒙古统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强加在农耕的汉人社会上，使得原本属于妇女的人身权、子女权、财产权，转移到夫家手中。这项制度上的转折，让元明清三代的丧夫妇女被迫选择守寡，因为这么做最符合她们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人文、（尤其是）经济的转变，让明清的妇女更容易守节。换言之，明清的守节风气，是汉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后，妇女在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也可说是蒙古与汉人婚姻制度的混血产物。到了民国初年，一方面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二方面有鲁迅这类的见解，才引发废止守寡的声音。
举几个例子就可说明，元代之前年轻寡妇再嫁，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宋太祖把寡妹嫁给名将高怀德，程颐赞成寡侄媳再嫁，南宋名将张俊把寡媳嫁给部将，魏了翁因嫁寡女，而摆不平众多的竞争者。还有许多寡妇再嫁的例子，都可看出到宋末为止，并无节妇与烈妇的观念。以下解说元代发生哪些重要的转变。
蒙古统治汉人之前，如果女儿婚姻不美满或女婿死亡，本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或让女儿回家居住（归宗）。换言之，元代之前妇女的人身权，基本上属于本家或自己。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对元明清产生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妇女的孝顺对象，从本生父母转为丈夫的父母（公婆）：寡妇在夫家守节，而不在本生家。换言之，元明清妇女的人身权，已从本家转到夫家，寡媳有孝养公婆的义务。
（2）宋代妇女的财产权，不会因结婚而受损。元明清的妇女已无财产承分权，若寡妇要再嫁，财产必须留在夫家。换言之，妇女结婚后就把财产权转渡给夫家，失去财产的支配权。但寡妇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妆与从夫家得到的财产。
（3）宋代丧偶妇女再嫁时，有权带走子女，元明清的妇女必须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权属于夫家而非母亲。
简言之，元代的新婚姻制度，让妇女失去了人身权、财产权、子女权。为什么会这样？蒙古与汉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项差异。（1）蒙古采一夫多妻制，汉人采一夫一妻制。汉人可以有妾，但妻妾的身分有嫡庶之分；蒙古人的多妻制下，诸妻的地位一样，可以赠妻或卖妻。（2）蒙古讲究对女方的聘礼，但女方无嫁妆；汉人的聘礼较象征性，但讲究嫁妆。蒙古婚俗重聘礼，这是买婚习俗的延续，用以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汉人重嫁妆，等于是从父母那里提前继承财产；带来夫家的嫁妆，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3）蒙古人行收继婚，汉人视之为乱伦。
为什么蒙古要行收继婚？因为妇女结婚后被视为夫家财产，丈夫身故后不能离开，要由夫家的成员接收为妻子，称为收继婚。收继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与其它妻子所生的儿子，或是其它亲戚；儿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只要非生母即可。这是上自皇室贵族，下迄贫民一体风行的习俗。好处有三：（1）家族保有这个年轻的女性活财产；（2）收继者可接收寡妇的财产；（3）解决寡妇的生活与扶养问题。
1276年蒙古人消灭宋朝，在一世纪的统治期间引入收继婚制，汉人经过长期的抗争磨合，转变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续此制，直到民国初年，过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圣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规定：「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这是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剥夺寡妇和失婚妇女的财产权。这是蒙古人的价值观：妇女的财产权完全操在夫家。明太祖在1369年颁布相同的规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同样地，在这种概念下，子女权也属于丈夫家族，甚至连人身权都失去了。
再举一例，说明蒙汉的观念差异。汉人对血亲与姻亲的性禁忌非常严格，犯禁就是乱伦。明清时期对四等亲以上的乱伦，视为「内乱」，最重可处绞死或斩首，但对亲族外的不伦（外乱）惩罚较轻。在这种观念下，收继婚对汉人而言，是最严重的「内乱」，完全无法接受。
蒙古人的观念相反：对内乱的惩罚轻微，或甚至不惩罚；但与外族人的不伦（外乱），则视为家族的严重损失，惩罚十分严厉，甚至引起两族之间的仇杀。族内的不伦虽然也是犯罪，但因没有家族财产的损失，所以内乱的罪较轻。换个观点来看，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其实是对族内共同财产（妇女）的效率使用；但对农耕定居的汉人来说，收继婚是最严重的乱伦大忌。
汉人在元朝的统治下，必须接受蒙古的婚姻规定。经过冲突磨合，汉人调整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均衡点：丈夫死后寡妇不愿依法律被收继，又想保留财产权、子女权、人身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并未强制寡妇必须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结文状」，寡妇就不必被收继。
元朝统治者面对汉人的抵抗，也在调整法律的施用规定，大体而言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1） 1271年之前，蒙古人与汉人的法律分开适用。（2） 127167年间，法律全面蒙古化。（3） 127694年间，逐渐宽松地执行蒙古法律。（4） 12941330年间，蒙古法律逐渐汉化。1330年下令取消汉人的收继婚：「诸汉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取消汉人的收继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汉妥协的结果：蒙古的寡妇本来就留在夫家，汉人接受这一点，让寡妇在夫家守节。对汉人而言，只要不强制收继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寡妇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统治者就可以不强制收继婚。从寡妇的立场来说，可以免除被收继的恐惧，保住部分的自主权（人身权）。但为何不易再嫁？（1）财产权和子女权早已移转夫家，寡妇若要再嫁，必须放弃这两项，意愿自然减弱。（2）从婚姻市场的观点来看，寡妇的价值比新妇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妇的财产，再嫁的机会就减少了。
整体而言，1330年之前汉人寡妇选择守节，主要的考虑是「收继婚的乱伦恐惧」；1330年之后选择守节，主要考虑是财产权与子女权已移转到夫家，再嫁就会失去这两项重要倚靠。还有两项社会条件的搭配因素：（1）政府表扬守寡者，（2）工商业的发展，寡妇较有自食其力的机会。分述如下。
蒙元朝廷明白，不易强制汉人行收继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扬妇女不再嫁。1304年颁布表扬守节的政令：「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着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朱元璋在1368年颁布类似的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清朝跟随这个概念，在1723年规定：「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计其守节已逾十五载以上，亦应酌量旌奖。」旌表的方式，原本是朝廷给匾额，张挂在节妇家门上。到了明朝嘉靖，政府拨款30两银，给个别节妇建造牌坊。具体方式随时间地点而异，但奖励节妇的精神，在元明清是延续的。
比较接近真实的朱元璋画像
政府虽然表扬守节，但对贫困寡妇并无特定的救济政策。元代时期，家境清寒的年轻寡妇，虽然有意守节，但迫于生计只好「死一夫易一夫」。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较多谋生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棉纺织业。为何不是麻织或丝织？因为麻织品普遍，附加价值低；丝织品较具技术性，市场价值高，逐渐向城镇转移，由男性手工匠掌握，乡间或弱势妇女不易参与。
明代后期，棉花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棉织品逐渐普及化，适合妇女参与生产：每两件棉衣中，就有一件是从妇女织造的棉布制作的，称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后，男耕女织的分工才真正落实：妇女从棉纺业的所得，高于在田地的工作报酬；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扶养小孩。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经济独立的机会，守节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参考书目
张彬村（1999）：〈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