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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老舍就参加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活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合签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这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件大事。进言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和实现民主的六项要求。老舍是进言的签名者之一。在旧政协召开前后，老舍仍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他曾经两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讲演，这对于他认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有极大的帮助。十月十九日，重庆文化界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周恩来同志在这次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抗战胜利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跟这场革命的进展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也不能不关心国共两党的会谈（注：见1945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周恩来同志的话，语重心长，既是对文艺家的关心，也是教诲。对我们党所提出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和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老舍是拥护的。这次纪念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老舍朗诵《阿Q正传》第七章，据《新华日报》十月二十日报道，老舍在朗诵前的开场白中说，阿Q参加革命，说革命也好，实际是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而今天抗战胜利了，也有说胜利也好的人到上海到南京去发财。他说，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比惨败还厉害，拿阿Q精神建国，国必如阿Q一样是会死的。阿Q没有生命，只有陈腐势力压在他身上，他画了一个圆圈而死。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若如阿Q一样，也会死的。老舍借题发挥，矛头所指显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建国”方针。据报道，老舍在讲话和朗读《阿Q正传》时，会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笑声。老舍对反动派的冷潮热讽，引起了与会者的同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晚，“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会，祝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联欢会由老舍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同志作为客人到会。周恩来同志来到以后，老舍将他介绍给大家，并说：“周先生还是八年前在武汉文协成立时来过的，今天易名他恰好在城里，他又来了。”老舍指定题目，请周恩来同志讲了延安文协分会活动的情形。在讲话中，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巨大变化，宣传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接着，老舍以兴奋的心情欢迎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不难想象的。老舍渴望建立和平局面的意愿，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民族前途的关注。
旧政协召开期间，老舍又参加了《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的签名活动。参加这次签名的还有茅盾、胡风、巴金、曹靖华、冯雪峰、艾芜、陈白尘、聂绀弩、阳翰笙、臧克家、徐迟、宋之的、罗荪、王亚平、骆宾基等。作家们在信中写道：“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作家们还提出了“要求切实解决”的九个问题，其中包括“废止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改组各级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废止党化教育”、“特务分子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取消豢养特务的政策”、废止“有关限制文化艺术团体及文化活动自由的法令”等，矛头所指，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老舍的积极参加说明了自抗日战争以后，他的政治态度是一贯的，他看准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永不动摇。
抗战八年，老舍在贫寒与流亡中备尝生活的酸辛，也经受了革命风雨的洗礼，他和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愈来愈靠近了，他的眼光更敏锐了，思想更开阔了，他为文艺界的团结统一，为抗战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同曹禺一起，告别重庆，取道上海去美国。
第十五章 抗战文艺的丰硕成果
“以笔代枪”的通俗文艺
自开始文学生涯以后，老舍所运用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小说。抗战以前，他已经发表了九部长篇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他是以小说家的声誉立足于中国文坛的。但是，自抗战开始以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老舍的创作并非以小说为主，而是以通俗文艺和话剧为主。
“文协”成立以后，为宣传抗日和动员群众的需要，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努力提倡通俗文艺的创作。许多著名作家以曲艺、通俗小说、地方戏曲诸通俗文艺形式从事写作，其中尤以老舍最为热心，成果也最为显著。
由济南到武汉后，老舍遇见了著名大鼓艺人富少舫（艺名山药旦）和董莲枝，他们都是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艺人，愿意为宣传抗日尽力，于是，老舍就为他们写作以抗战为内容的鼓词。老舍出生在文化古都北京城，自小在北京的街头、茶馆、书场、戏园接受了最初的民间艺术薰陶，但是动笔写鼓词，这却是第一次。他在武汉写的鼓词有《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等。同时，他还用旧剧形式写抗日故事，创作了京剧《忠烈图》、《王家镇》、《新刺虎》《薛二娘》，后来，收入通俗文艺集《三四一》，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
从武汉到重庆以后，老舍与富少舫及其养女富淑媛（艺名富贵花）过从更密。为了熟练地掌握鼓词这一民间说唱艺术形式，他虚心向富少舫学习，他学唱的是刘（宝全）派传统段子《白帝城》，边学边创作新段子，大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创作的《新拴娃娃》、《文盲自叹》等，富少舫时常在重庆演唱。除鼓词之外，他还写河南坠子、数来宝等。在武汉时，他在冯玉祥先生处遇见三位避难的河南坠子艺人，老舍为他们写了长达三千多句的一部唱词，在《八方风雨》中他曾谈及这件事：“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可惜，这部宣传抗日的长篇韵文底稿，在战争中丢失了。
老舍何以要在鼓词、河南坠子、旧剧等通俗文艺的写作上，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呢？他自己说得好：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以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注：《八方风雨》。）
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强烈的正义感，炽热的爱国之心，处处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及刻苦自励地从点滴做起，是老舍做人的基本品德。我们只有充分理解老舍的这种思想品德，才能进一步理解他热心于通俗文艺的思想基础，理解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部文学活动的历史意义。
“莫任河山碎，男儿当请缨”（注：老舍：《北行小诗》，1940年1月24日《新蜀报》。）老舍是用他的一枝笔请缨出战的。他所写的鼓词、旧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战斗性。京剧《忠烈图》写乡村老汉陈自修一家的爱国热忱，剧中的几个人物，从老人到儿童，到村妇，无不痛恨日寇，誓雪国耻，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王家镇》写小学教员薛成义在家破人亡、逃难他乡的途中，动员群众，结成武装组织，“齐心杀敌寇”的故事。其余鼓词小曲，或借助于一个抗日故事，进行战斗宣传，或直接抒写民族义愤，对群众进行抗日动员，都是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的。在民族喋血苦战之中，它们确曾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敌寇的义愤，激励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发挥了打击侵略者的作用。老舍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也许并非是能传之久远的精美的艺术品，然而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它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茅盾在一九三八年著文，对老舍和穆木天所写的新鼓词，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我觉得鼓词这一体制，实在已经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凡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它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缠绵悱恻，悲壮激昂，无不相宜。……所以新鼓词的出现，而且由民族意识强烈，文艺修养有素的作家们来写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