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无法流动的、贫困的下层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来说，美国的机遇和流动性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但是他们的现实遭遇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精神。
另外一套相似的论据将美国福利水平的的现状归结为缺乏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美国的白种男性不必反对国内的精英来获取选举权，结果，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形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这与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工人组织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形成了。选举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团结起来的工人为此而克服了工作环境和目标的差异拧成了一股绳。如果没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工会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确实，在19世纪的后半叶，当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蔚然成风时，灭国却有着尚未得到开放的广大边疆地带。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如果觉得当地的环境很压迫人，他们大可以放弃工作，迁移到尚未开发的地区。这种流动性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压迫程度。因此，在这样一个环境差异巨大， 工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辞职的国家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其难度是何其大啊！
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在美国（南部除外），缺乏备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只有农民阶级才能与工人阶级结为同盟，而且美国也没有经历过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极度剥削和权威崩溃，而欧洲各国却经历过。实际上，西欧国家在一战之前只有20％的劳动者享受某种形式的保险，只有22％的人有健康保险，至于失业救济金根本没听说过。在一战的战壕里作战时，很多工人的政治觉悟都形成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纷纷组织起来以要求在经济困境中得到某些保障。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壮大的社会主义党派表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欧洲很多国家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一直没有获取足够的选举权。
我们也不应该小看了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若非看在上帝份儿上，；我非走不可”这句豪言壮语，这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依据。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所交的税是用来帮助与自己境遇类似的人，而不是帮助自己并不认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是很愿意交税的。他们在选择受益人的问题上更有控制力，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会在做慈善问题上慷慨解囊。如果政客们企图阻止救济金立法工作，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即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可能最后被用来资助那些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救助的懒人。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和长相与这些政客的选民不一样时，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尤其嚣张。
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这些论调都指向了非洲裔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了这种言论背后潜藏的阴谋。近来，非法移民成为了这种论调新的攻击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美国人纳的税可能被用来救助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在最近一轮医保改革中，美国人围绕是否允许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很少有议员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美国社会里有一群身患疾病而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人，美国社会是否还能依旧是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
最后，企业利益和金钱的力量一直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非某一项法案影响了所有的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团结起来一致抗议，否则，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的难度，绝不亚于在一个幅员辽阔、多样性明显的国家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难度。这些企业有着两方面工人不具有的优点。首先，尽管公司的老板们组织程度低，但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比任何工人都有权有势，。其次，如果一个州的投资环境不利，他们会转战其他州。有的州，尤其是那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州，由于担心会失去引进投资的机遇以及相关的税收，就会尽心竭力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期保障企业再本州的盈利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公司老板也并非都像狄更斯笔下描述的那些榨干工人每一滴血的冷血动物，其实，这样刻薄的行为根本实现不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他们就有安全感，如果他们得到医疗保险，便会拥有健康的体魄。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情就会更加愉快，就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为其雇主效力，在技术要求较高而难以监督工人是否用心用力的那些岗位上，这种怀柔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在20世纪早期，相当一大部分的美国雇主资金都不雄厚，无力支付员工福利，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性质也不需要工人有高兴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由于担心这些公司丧失竞争力，担心在争夺这些公司的过程中会输给其他州，公司所在的州往往会避免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迫公司给予员工福利。
然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很薄弱，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尽管上述的种种困难，美国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通过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这些法律的核心部分就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还规定了失业救济金。为什么社会保障法案会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呢？答案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答案解释了美国社会演变的轨迹。
首先，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工人长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截止1930年中期，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到1933年达到24。9％的最高点。整个20世纪30年代，尽管人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次复苏，之后会有另一次下跌，美国的失业率都一直徘徊在10％以上。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失业率在18％左右。而且，这次失业是全国性的。约翰？斯坦培克经久不衰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是一个农场的雇农，当这个农场无法盈利时，他们被怕来到充满希望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工作，但却无奈地发现加州也没有什么工作机遇。在失业的影响下，全国的工人的要求开始趋于一致。
其次，弗兰克林？罗斯福获总统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授权，并开展了全国性的立法工作。这种统一的立法消除了各个州的隐忧，使他们不必担心只有自己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会将本州的工厂吓到其他州去。
再次，立法也有意外。比如，农业工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法律保障，可能是南方民主党人不愿增加黑人劳工薪水，他们的势力很强大，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表示赞同。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客的“黑人可能会享受福利”的言论造成了民众恐慌，从而使立法流于破产。
最后，强大的企业也支持立法，这一点令人感觉有点意外。
最后这个原因很有趣。既然立法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他们为什么还赞同呢？如果工人的福利由州政府负责，这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如果企业原本就给工人提供了养老保险之类的福利，那么立法之后可能会将这个负担转移给州政府一部分；其次，一毛不拔的小公司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人福利支出，无论这种成本的提高是否会带来利润的增加。假如一个公司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没有要求，那么增加工人福利会提高成本而不会带来相应的利润。如此一来，即使是新设立的企业也不再享有支付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优点，也就弱化了州与州之间对新企业的争夺。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很多新法律都带有反竞争的特点。
我们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得到什么教训呢？不利的经济大震荡十分有利于汇聚全国的智慧，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因此，经济形势的震荡就成为了实现变革的良好机遇。最后，我们往往需要在安全与竞争、创新、灵活性、准入以及效率之间实现平衡。安全就意味着保护特权，而为了安抚民众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特权的保护必须不加区别地普及到每一个人。这就意味着，资源将会不可避免地被转移到所有受益人手里，无论其使用的效率高与低。为了保证一个人的利益，就会牺牲另一个人的效率。一项好的法案会谨小慎微地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自主刺激的弊端
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导致美国的社保体系薄弱的因素。但这一事实却很令人费解。毕竟，美国民主制度健全，对国民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照顾得到，在经济下挫时期也能颁布法律保障困难人群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格势禁之际的政策往往是为了应对某种特定的局面而急匆匆地制定的，考虑不全面，带有机会主义的特点。虽然深刻的经济危机给予了我们一个认真反思、实现变革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在每次经济下挫时期都被动地制定相应的新政策来应对时局，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不合适的、不好预测的，立法任务会过于繁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继卡尔？马克思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衰退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促进经济复苏，即使出现预算赤字也在所不惜。他的观点在二战之后深入人心，但其失业保险等政策建议早在大萧条时期就得到了有效实践。如果需求下降，政府应自动将购买力转移给民众，比如日通过失业救济金之类的形式来进行。此外，由于公司由于利润下降，纳税减少，政府的税收大幅降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若非经济形势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政府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增加支出力挽狂澜，因为经济体制之内存在着自动稳定因素。他们认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任务主要不是依靠财政政策，而是要依靠货币政策。
然而，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经济复苏期间就业率依旧难以恢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