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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普遍认为的本次危机的根本上是由历史性危机的延续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说我对此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曾经依靠外国借款花钱大手大脚的发展中国家（为简练起见，我用“发展中”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用“工业化”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决定改变消费习惯，以省钱来取代花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时也处于日益加深的经济下滑之中。于是总得有人扩大消费和投资以防世界经济大幅度放缓。对于那些愿意花钱的国家，好消息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和石油富国们已经有足够的盈余为他们买单。
20世纪9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公司在以信息技术和通信为代表的行业中进行大规模投资。不幸的是，这股投资热潮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终破灭，同时各个公司也在大规模地缩减投资。
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美联储加大干预，大幅度削减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经济活动。正常地讲，此举本应拉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泡沫的时代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已有些力不从心。相反，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住房的热情，从而抬高了房价，使房地产投资猛增。这些住房购买者有相当数量的人信用评级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方和AltA贷方这些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借贷条件的人如今也获得了贷款途径。持续走高的房价使次级贷款者有能力为低息抵押贷款重新融资（从而避免违约）。对于许多贷款者来说，还贷似乎还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海外投资者通过对美国的出口集聚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便如洪水般向美国的借贷者涌来，这样也就助长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习惯。那么德国斯图加的一名牙科医生是如何把钱借给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名次贷者的呢？这名德国的牙医当然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要贷款的人，那样会产生巨额的成本，因为她既要调查该贷款者的信用程度，也要使贷款行为符合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还要收回还款，一旦发生违约时还要进行干预。而且，每一个次级贷款购房者违约的可能性都很高，必然会高于一个保守的私人投资者可接受的范围。
此时，错综复杂的美国金融业就有了用武之地。贷款的证券化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如果将该抵押贷款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抵押贷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样化的投资则有利于风险的降低。风险最高的贷款可以出售给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喜欢在刀尖儿上跳舞的买家。安全性较高的贷款则可以直接卖给这名德国的牙医和她的银行。
以这种方式，美国的金融业填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一边是过度消费，需求旺盛，而另一边则是消费不足，市场低迷。但整个大厦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设工程以及房地产销售增加了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中介以及金融业中的就业岗位。而攀升的房价还可为贷款和新的消费融资。美国的消费者看起来欲壑难填，其他国家可以一边通过对美国的出口拉动经济走出低迷，一边又借钱给美国为进口买单。人们就好像活在一个甜蜜的梦中，可梦终究是会醒的。
但是当美联储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价上扬时，这列飞速运行的欲望号街车终于戛然而止，疯狂的借贷行为也因房价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价格骤降，因其背后的抵押风险比宣称的风险更大。结果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银行家们手里却持有大量评级高但质量低的证券，即使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在玩火。而且，他们竟然通过大量的短期债务为这些证券融资。结果可想而知，短期债务的持有者惊恐万分，当债务到还款期限时，他们拒绝再为银行融资。一些银行以破产告终，其他银行获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个体系却濒临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急速下滑，虽然现在已处于恢复期，但是恢复得十分缓慢。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被用来给次级信贷融资呢？其他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此法呢？为什么像中国一样的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非可持续性消费融资呢？ 为什么美联储要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呢？为什么金融公司要贷款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三无人员呢——这种做法极为普遍，甚至已经有了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忍者贷款（NINJA loans）。为什么当银行—也可以说是香肠生产者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时还要留着那么多的香肠自己吃呢？
我试图在本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灵丹妙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为了更好的解释，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集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我将要在本书中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断层线加以论述，并解释这些断层线是如何影响金融行业的。
第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有其政治根源，尽管各不相同，因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类断层线则产生于上诉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的贸易失衡。最后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尤其是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体系为其他大部分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融资或接受后者的资金时。因为不同的金融体系运作的原则不同，政府干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当它们相互作用时会阻碍各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所有这些断层线都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的行为，对理解此次危机具有核心意义。
不平等的加剧助推了住房信贷的发展
第一种断层线的最典型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23。5％。换句话说，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鲍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000倍。
尽管精英人群的巨额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甚至还激怒了代表中产阶级的专栏作家，但是这样具有亿万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还是很少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和自己的经历相关的事情，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作者（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大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美国的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力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个高中文凭就够了，但是如今的大学本科学历只够当一个办公室文员——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未能够为广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必需的教育。这是因为营养，社会化和学习在人们的孩提时代并未受到重视，加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又差强人意，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
结果，中产阶级工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失业的可能性却持续上升。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改变才可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所以无法立刻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我们一直都明白一个道理，即消费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说穿了就是，如果能够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让他们隔几年就可以买辆新车，偶尔还可以出国度假，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收入是否还是在原地打转了。
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现象，政府采取的是扩大对家庭借贷的措施，此举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应对选民的诉求，不知这是谋划在先还是顺水推舟。于是，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然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拿宽松信贷出来当作安抚剂。然而，政客们在表述这一目的的时候并不是平铺直叙地告诉人们要扩大消费，他们的宣传更令人振奋也更具煽动性。在美国，拥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重要元素，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房屋是实现扩大信贷和消费的关键。一方面资金雄厚的政府积极推动宽松信贷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为驱动的金融行业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道德缺失，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一条深深的断层线便产生了。
当然，这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通过扩大信贷的方式来缓解一部分人因被别人落在了后面而产生的担忧情绪，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就俯拾皆是。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民粹主义运动（populist movement）的回应，该运动得到了中小型农场主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落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