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正在努力为其过剩的商品寻找销售市场。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人均消费水平及投资水平偏低，但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融资，则其消费水平很可能会大幅提高。事实上，韩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十分注重出口型生产，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行了较高的投资，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资本商品及机械设备。这种做法虽然令他们背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但有助于消化剩余商品。
结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来弥补支出（指消费和投资）与自身总产出之间的差额，并为其贷款还本付息。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中东国家富余的石油美元越来越多地流入西方各大银行，使得这些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随之攀升。20世纪90年代，向来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距离的外国基金，如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纷纷增持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债及企业债券，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因此，民间性质的贷款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不幸的是，即便在背负高额贸易赤字的时候，也很少有国家会自觉以认真的态度来规划本国的贷款与开支。大量的外国融资的确能够刺激人们作出浪费性的开支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训，无论增加的支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投资，依靠大举外债来快速增加支出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破产现象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支出太多而陷入了金融困境，不得不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剥离冗繁的政府福利性支出，以此实现更加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破产现象导致以借债来进行投资的出口大国（如东亚各国）削减投资，以弱化对外国融资的依赖程度。他们开始干预汇率，增加外汇储备，并在此过程中将其大量的储蓄投放到全球经济之中，准备贷给任何需要扩大开支的国家。由于东亚各国的进口能力弱化，国际上的剩余产品开始在其他地区寻求销售市场，结果导致全球经济更加失衡。前一章中所描述的经济断层线因此而更加严重。
储蓄与投资
在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理想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投资不应该取决于其储蓄水平。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面临良好的投资机遇，他们应该能够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而且不应该与他们的国内储蓄挂钩。因此，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其储蓄之间的联系程度应该很低。在1980年一份具有创意的文件中，来自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与来自大阪大学的查尔斯？堀冈证明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他们指出，如果资本能够在国家间流动顺畅，一个国家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
这些发现可作如此解读。一个国家，尤其是布隆迪和厄瓜多尔这样的贫穷国家，不能得到足够的外国融资来满足其需要，因此他们不得不削足适履。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未必与第一种解读相斥。国家也有可能主动限制本国的外国融资，借此使其投资行为更加符合其储蓄水平。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克服前一章中所提到的组织缺陷，而且其投资机遇十分良好，为什么还会限制外国融资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与埃尔温德？萨布雷曼尼安（ 现供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埃斯华？普拉萨德（现供职于康奈尔大学）二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们考察了最近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常项目盈余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经常项目盈余就是一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盈余表示该国将储蓄投放到了全球金融市场，而赤字则表示该国借助外国融资来进行投资。经常项目盈余常常也意味着贸易盈余，即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其进口总额。我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正相关，即一个国家越是借助其国内储蓄来进行投资，其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利用的外国融资越多，其经济增长越慢。当然，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外国融资，可能是因为其储蓄相对不足，或者是因为投资过度而超出了其储蓄水平。但无论依靠什么来投资，我们发现一个国家投资越多，其增长速度越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通过投资，建设了更多的道路，生产了更多的机器，所有这些能够大大地提高其工人的生产效率。然而，外国融资在其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越慢。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至少是那些能够持续增长的国家，似乎总是竭力避免大规模的外国融资。
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环境，但这却阻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使得他们很难利用外国融资来有效地扩大国内民众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确实，除了外国直接投资（比如丰田汽车在中国设立分厂），外国融资的发展策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扩大内需的决心，而非私营部门的意志。因为外国贷方注重的是国家及其政府的信誉如何，而不是该国政府所投资项目的具体特点。而且由于外国贷方比国内贷方的资格更老，外国贷方往往在考虑到投资项目的好处之际表现出非凡的宽容。此外，政治上的因素往往迫使一个国家加紧步伐进行外国融资，他们往往会过度使用这些资金，直到外国融资的渠道被封死方休。于是，接踵而至的破产倒闭风潮往往极大地遏制了经济增长。
偏向生产者的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
政府指导的、偏向生产者的增长战略往往会遏制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贷的对象是由上级命令来决定，而且国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限，因此银行便无心去搜集市场信息，无心掌握信用评级技能。强迫财力薄弱的借款者关门或者迫使高风险借款者还款的法律架构几乎不存在。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政府确实会努力通过压低储蓄利率的方式帮助生产者。然而，因为银行间竞争有限，银行的工作效率往往会变得非常之低，员工傲慢无礼，官僚主义的程序过于繁杂。无论是谁，凡是想在发展中国家的公立银行兑付支票，必须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票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柜台，被签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最后才出现在出纳员的窗口。效率低下，加上银行间竞争不足，结果导致利率差距非常之大。利率差距是指银行的贷款利率与银行资金成本（即储蓄利率）之间的差距。在巴西，即便是资信状况良好的公司进行短期贷款，其利率差距往往会高达10个百分点，而这在工业化国家却不足一个百分点。因此，很多本该由压低储蓄利率带来的一系列资本优势，却由于银行部门的效率低下而被抵消了。
不仅普通家庭从其储蓄中得到的利息微乎其微，而且他们发现，如果自己想贷款，难度却很大。给家庭放贷，即使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也是有风险的，在欠发达的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将会加倍。信用记录追踪机制根本不存在。因为在正式的备案的部门就业的人数很少，而且相当一大部分的收入，比如工人给父母寄的钱，并不是建议在正式的合同关系之上，所以银行用来决定是否放贷的信息是少之又少。此外，因为司法制度并不允许银行处置公民的个人财产，银行不能轻易地以房子或洗衣机等作为抵押来放贷。
家庭的确能从放债者那儿贷到款，但是得付出尊严的代价，因为债主担心其拖欠不还，而且利率奇高，宛如天文数字。正式的银行体系为了防止发生拖欠不还的状况，也会设定很高的贷款利率（依然低于民间放贷者的利率），但是一些政客往往会被阻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称将会压低公立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公民的权益而“战斗”。而压低贷款利率也使得公立银行的贷款行为无利可图，从而迫使需要贷款的家庭转而求助非正式的、不受国家调控的放贷者。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这样的局面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这的确反应了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局面。
之前我曾经说过，总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亟需外国融资：低储蓄，或者投资额超过其储蓄额。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下一个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储蓄会非常少。
低储蓄与1994年墨西哥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很难获得零售贷款，因此他们一般不敢超出预算，而是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与美国金融部门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的金融部门使该国政府很难通过执行放松信贷的政策来落实惠民政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反而履行了本该由银行部门来履行的职责，比如先借款然后给享受优惠的选民进行汇款或补助，以使这些家庭能够扩大支出。因此，发展中国家低储蓄的原因就是本国政府背负了大量的国债，并通过借债来完成资助。通常来讲，这些财政赤字是由于给予了有政治上享受优惠的那一部分人过多的补助，这是基于政治逻辑，而非出于经济考量。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肯尼亚为例。这个国家依靠国际援助才得以维系下来，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463美元。但是，其议员每年的基本薪资却高达81；000美元，不仅免税，还有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等，导致他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一番。曾经在一个大旱之年，肯尼亚议员们的公务用车型竟然为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轿车，每月的基本车补多达4719美元。即便如此，这些议员们还不满意，竟然在议会厚颜无耻地压住缓解旱灾的议案，使其迟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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