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分成两大派，很涣散，好像文化大革命后期分成两个派别，你抠我鼻子我挖你眼，告状成风、无中生有，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搞得一塌糊涂。
叶蓉：厂里生产怎么样？
孙耀志：产品卖不出去，两大派别间还无中生有互相告状，公检法都介入了，也有人被送进公安局或检察院。
叶蓉：人心的涣散最可怕！
孙耀志：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去找我们县委书记。我说既然叫我回去，你要相信我，先让公检法撤出。我在这企业干了好几年，我清楚人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互相陷害。我们县委书记也很支持我，我上午去找他，下午公检法就从厂里撤退了。我就开会让大家换思想，当时不能换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多换思想少换人；第三步是不换思想就换人，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不能责怪中层不能责怪职工，只能多换思想，不换人，这个过程，我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先稳住局面，先抓生产，再搞生产经营。
叶蓉：您当时可能意识到，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
孙耀志：我当时回去的时候产值还不到300万，企业不断亏损。最要命的一是人在斗，二是我们产品市场不认可。为啥不认可，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以后，市场上我们没走出去。
我记得我当时回去后没多久，带着我们药厂十多个同志到百泉参加药交会，签了3000块钱的合同。刚开始宛西药厂连百泉会的入场券都没有拿到。当时宛西药厂只是一个县办小药厂，是计划外企业，没有名气。不仅没有拿到入场券，连展室都没有。
叶蓉：那您怎么做生意啊？
孙耀志：住的是地下室，做生意是三个小板凳，不能进会场，就在会场大门口摆个小凳子，搁上几盒药，像在农村搞叫卖。很狼狈很狼狈，也很无奈，但是确实只能那样做。当时搬个小凳子，谁过来都站起来对他说，同志你看我这个六味地黄丸……就这样去推销。100多人的厂，一共才签了3000多块钱的合同。
叶蓉：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见证了宛西制药的起步和发展。
孙耀志：我知道，周霖，上海市静安区药材站站长，他是我打开上海市场的一把钥匙。
叶蓉：为什么当时您要把您的产品打到上海？
孙耀志：因为我们的产品，如果上海市场能接受，其他市场就不用我再多做工作了，肯定能接受。上海市场是最难进的，上海市场门槛很高不好进，上海的消费者也很挑剔，要求很高。如果宛西产品能进到上海，全国其他市场就很好进去了，所以我下决心要打进上海，要冲进上海市场。
叶蓉：当时周霖给您指出了产品有问题，要您改。
孙耀志：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是大蜜丸。就跟正月十五吃的元宵那么大，而且是黑的。这个进上海能行吗？所以他提了以后我说一定改，我决定做成浓缩丸，我一定要把浓缩丸做好，把它销到上海来。
叶蓉：以前都是埋头生产不管销售，市场要什么对路产品不知道，我觉得周霖起了一个点播和引见的作用，就很重要了。我知道您当时连夜就赶到了上海。周霖他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他也没想到一个厂长书记带着大家住一块多钱的小旅店。
孙耀志：对，住在地下室。早上在南京西路买点蒸馍、包子、咸菜；就这样吃了，中午晚上回去吃点饭。很艰苦很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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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2）
叶蓉：之后我知道您带领您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宛药长征”，穿行8个省，到过23个市，长征是艰苦的，而且刚一出征就碰到了一些困难？
孙耀志：那也是在1985年，我带了大概五六个同志到江苏的徐州。一天晚上回饭店的时候，我们打了一个出租车。没想到一场小的纠纷引出了当地一群流氓的围殴。一上来就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始终没动手，我们几个都没还手。我们往饭店跑，在饭店门口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个人他蹦上来，照我的眼上打了几拳。第一拳打得我什么也看不见；第二拳打得鼻子流血了。当时我穿的是白衬衣，衣服上全是血，这件血衣现在我们工会主席还保存着。当时我们四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全身都是血，不说面目全非，但确实不是原来的形象了。那天晚上，同志们都很伤心，都很难受，承受不了，几个男子汉抱在一起哭得一塌糊涂。
叶蓉：这种哭可能不是伤痛，而是委屈。
孙耀志：对。但是带着伤，第二天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回去？我的想法是必须要往前走，你出来是推销药的，产品没卖出去，遇到一点打击就回去，回去以后你怎么跟职工交代？药卖不出去我们那100多工人的生存怎么办？我当了厂长，我得对几百人负责，叫他们得有饭吃，叫他们得有活干，我得对县委、政府负责，是县委、政府相信我叫我干，我必须对他们负责，所以我只能往前走，不管你挨打也好，多长时间不回家也好，这种委屈都必须承受。
叶蓉：宛药长征以后带回的订单有多少？
孙耀志：通过1985年的长征以后，为了供应市场，1986—1988年连续三年的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我们都没放过假。
借鸡生蛋
叶蓉：刚才您谈到了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订单有了，资金从哪里来，当时银行给贷款吗？
孙耀志：现在是银行找着给我们贷款，我不要贷。当时没有一家银行给我们贷款，我找银行贷款很难，好多银行不给我贷款。1987年通过多次汇报、多次游说，我们西峡工商银行支行给我贷款12万，当时必须找一个单位给我们担保，我才能拿到钱。但是其他单位不给我担保，他们认为你这个药厂穷得这个样子，给你担保以后，将来我还得给你们承担责任，所以不能担保。
叶蓉：那等于也拿不到这12万。
孙耀志：为了这12万，我跑了大概有10天时间，谁都不理我。最后，我找到我们县委书记。我每天早上七点半之前就到了县委书记办公室门口堵他，前两次他都是下乡没回来，第三次才找到他。因为我去药厂是他坚决要求的，我跟他说这12万要用来搞一个中药自动化设备，我们县委书记很支持我，我就要求他下午给我们协调。于是，我们拿到了第一笔的贷款。第二笔资金是横向联合的100万。到1988年的3月份，又来了第三次吸引资金的机遇。就是1988年；“六味地黄丸”的主要药材山茱萸由于连连遭灾，减产，造成“六味地黄丸”全国供货紧张，供应不上。在这个情况下，1988年上海市药监局的局长谢添寿同志和当时上海市药材公司经理徐锦柏同志来到百泉会。我邀请他们到宛西，到我们伏牛山看看我们的山萸肉，满山遍野的山萸肉药材资源。当时徐锦柏经理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上海黄浦江的水多、楼多、人多，但我们上海的资源少，尤其是中药材没有资源。当时我就说能不能互相联合，你给我投资100万，我除了供应你上海药材公司六味地黄丸以外，你上海药材公司要的山茱萸药材，按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你要多少我供应多少。
叶蓉：优势互补。
孙耀志：对，他们当时听了以后就问，我给你宛西药厂投资100万，你赚钱了给我们分红，没赚钱怎么办？上海人太精明了。当时确实是需要资金，我就说没关系，好办，我给你保底分红，上不封顶下保底，保多少好，我说保25％，就这样我们才签了这个协议。
叶蓉：后来到你们合作终止的时候，您一共给上海药材公司分红多少，有统计吗？
孙耀志：我跟上海药材公司合作期间，总共分红有700多万。最少一年的分红是32万，我印象中最多一年的分红是72万人民币。
铁面厂长
孙耀志：企业由几十万资产做到几个亿资产，由100多万产值做到上亿的产值，问题暴露出来了。社会上的阴暗面，宛西药厂都存在。贪污的、受贿的、偷盗的、内外勾结的，什么都有。尤其是在1996—1998年，每一年光销售上被骗的资金额就达到1000到1500万。货卖出去了，钱拿不回来。死账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购进原材料的时候，市场上质量好价格低的原料，我们不买，我们买质量差价格高的，采购员进行内外勾结。
叶蓉：当时您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吗？
孙耀志：意识到了，抓了不少，判了不少。我在这个企业干了20年，辛辛苦苦地干，图个啥？为个啥？我辛辛苦苦从二十多岁干到四五十岁，如果把这个企业栽在我手里，毁在我手里，那我就是西峡的罪人，对不起我西峡的几千个工人，更对不起我西峡的几十万农民。
叶蓉：我知道您刚才谈到一些违法乱纪分子，您当时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其中还有您的亲戚？
孙耀志：对，有我的亲戚，有我的兄弟。他和安徽柏州一个不法商犯合谋骗了厂里160万。
叶蓉：把自己的亲戚送进监狱，家里人理解吗？
孙耀志：不理解。
叶蓉：乡亲有议论吗？
孙耀志：有议论，还有很多人对我采取了很多卑鄙的手段。有打匿名电话的，更有甚者给我家扔炸药包。但是我做事问心无愧。我不可能为了你10个20个人把这企业毁掉，这是一种责任。我也跟大家讲过三句话：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挣钱，勤勤奋奋工作。
叶蓉：您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我知道您在提交议案的时候，把“为农民创造财富”作为您的一个主要的议题。
孙耀志：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包括2004年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两次人代会我都是讲“三农”。为啥你这个搞工业的宛西老总要讲农民问题，因为我是农民出身，当过农民，而且我在当厂长的20多年时间里，我跟农民打交道太多了。我们西峡县有18个乡40万农民，我在10个乡种了20万亩的山茱萸，我带20万农民脱贫致富达到小康。但是我们西峡其他的乡还很贫困，假如我们中国2300个县，都能切合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