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再小，他也是个独立的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凭什么听你父母的？
但孩子那简单的脑瓜显然不会想这些，我们只会一心争当爹妈眼中的“好孩子”。自此以后，你我便成为爹妈养的宠物，完全依从于他们，跟个穿线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布。
家长是用“我把你生下来的”的生物学现象压你，老师则是用“老师”这个高尚的名字唬你。和家长一样，老师也是先靠建立等级制度让学生感到卑微，然后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首先他们会靠此名号为自己塑造一个光辉形象，你看平常不管是写看图说话作文啊，还是讲个小故事啊，都要扯上老师的伟大。每逢升旗或者教师节，更会有红领巾上台朗诵关于老师多么高尚的感人诗句（当然是老师事先写好的）以营造“辛勤的园丁”、“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形象。接着老师就会借此形象使出“大棒加胡萝卜”战术，先说一堆大道理，不管通不通反正学生听不懂，然后看着学生要是照着做了就给块糖表扬一下，要是不听话那就是一番血腥场面……比如上课都要求手放好，可为啥呢？不知道，只知道老师站讲台上下面同学看着就觉得自己渺小，老师发出“手放好”的命令后看到有谁张牙舞爪立马拉出来，一个凶狠的目光就能把那孩子吓得尿失禁，然后她走到一位坐姿最僵硬如同戴上手铐的同学面前摸摸脑袋说：“看×××，多乖！她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孩子们立刻羡慕＋惭愧，纷纷仿效着“手放好”，期待着下次老师表扬奖赏自己，而那位屁滚尿流的兄弟恨不得给自己买副手铐。
老师这样树权威至“神圣不可侵犯”，一是能威慑学生而有利于管制，二是能给他们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自此，大家识趣地认识到跟老师较劲如同鸡蛋碰石头休伊特碰费德勒，绝无好果子吃。于是“听老师的话”渐渐变成了学生的本能，时间一长，批判思维能力也自然无处生长。后面咱会看到外国老师说中国大学生不会质疑老师，其实此趋势从小学这儿就开始了。
第二大招
行为上的服从只是表象，精神上的服从才是真正的服从。为了让学生彻底接受老师的价值观，他们发明了无比犀利的驯化第二大招：喊口号 。
一上小学你便会发现，大家首先学会的不是科学知识不是公民素质，而是“喊口号”。所谓“口号”，即牵扯到是非观价值观的短句，主要以一个果断的“怎么怎么好”的判断句形式出现，而究其内容，又统统是那种令人听后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脱离实际的道德情操。记得上小学时，但凡写个看图说话，最后必扯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扯就觉得不对劲儿。那时别说“改革开放”了，连“春风”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但写这句话却成了一个不受大脑支配的习惯动作。至于为什么这样写，不知道，我只能说语文书上这样写，墙上小黑板这样写，老师这样说，而且我看其他小朋友也都这样写（虽然大家的错别字各不相同），那我最好也这样写。
这就是“喊口号”的原理：小学生年少无知，除了吃喝拉撒睡玩以外啥都不懂，这正是最容易被植入观念的时候，而且一旦成功，此观念就会深深扎根于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以后想改还不好改了。说白了就是，在小孩儿不知道A、B是什么的时候，你不断跟他说A好B不好，他一定会认为A好B不好，而且以后你让苏格拉底来给他论证B比A好都不管用了。
对孩子不能单调地说教，光说出来干巴巴的，唱出来才够劲儿。你听小学操场上，经常会萦绕一些肉麻的歌曲，大家放学路上也没事儿就唱那个。即使说教，也要利用孩儿们的童趣。比如语文书上一旦印有“口号”，必然伴随着春暖花开野蝶飞舞的景象，还要配上小学生昂首挺胸领巾飞扬充满希望看着前方的图片；比如教室墙上走廊中常常贴满了烈士们的挂像，高高在上供我们仰望；比如老师会分发各种好人好事的四格漫画让同学传阅，都是扶老太太过马路之类的，通常在最后一格，一名红领巾飘飘的少先队员会挺直胸板儿敬个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记得小时候写过多少次“这是我应该做的”这句话了，只记得我一次都没说过。而“扶老太太过马路”也只有在上学迟到时才派得上用场。三年级学生会在作文中写“社会主义好”。乍一看，嘿，这娃真聪明，博士都弄不懂的“社会主义”，他都弄懂了（其实这逻辑也不对，在中国，博士通常都是最笨的），再问他啥叫社会主义，傻眼了。
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写的那些离奇作文，高唱着的那些荒诞口号，觉得真脸红，比红领巾还红。那些口号对我来说就是几个大字，空洞毫无意义的大字，然而我却能给它贴上好或坏的标签。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此举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非好即坏”的两分法思维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深入我们的心里，你我的头脑开始被简化成鸳鸯火锅—分成两半，一边是“绝对真理”，一边是“绝对谬误”，这对我们思维的侵蚀难以预测，而中国学生的所有问题大概都能在此找到影子。
“树权威”与“喊口号”相辅相成互利互惠。老师家长树立起权威，就方便了命令学生喊口号，而且权威本身就代表着“绝对正确”的思维模式；同时，喊口号把学生头脑改造为好坏鸳鸯锅，权威的想法自然是在“好”的里面，于是学生会更加听从指令，不加质疑地接受老师家长的价值观。
第三大招
到这儿还差点事儿。老师家长们总是希望孩子要时时刻刻为他们利益着想，于是便发明了第三大招：去除自我意识。等这招完成，您就会为了博他们一笑而抛头颅洒热血了。去除自我意识里面又分三个小招式。
第一小招是家长使的，大家肯定不陌生，叫“争气”。“争气”绝对是小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俩字，你看大人要是夸谁家孩子，都会跟他爹妈说：“瞧你这孩子多争气！没白养！”而家长听到这种话也定会心旷神怡。相反，若是别人的孩子强过自己的，则仿佛是人生最大耻辱。于是，在此种“以孩子比别人强为荣，以孩子比别人差为耻”的不知什么主义荣辱观的诱导下，家长们争先恐后地给孩子报“兴趣班”，号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是不能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孩子走路还走不利索呢，就被父母拎着整天奔波，比唐骏还忙（唐骏现在倒是不忙了），从数学、英语到钢琴、芭蕾到象棋、武术，有什么学什么，一天下来折腾得翻江倒海晕头转向，家长们则心满意足容光焕发。“拼班儿”之风已然盛行开来。
场景一？周末时节，送孩子上课外班的家长往往会聚一堆儿议论孩子，常见句型无非是：“我们家闺女古筝八级了。”“哎哟哟，真棒！”“我儿子华数得了全国二等奖。”“啧啧啧，多给你争气啊！”等自己孩子下课出来，就会提溜过来耳提面命：“瞧瞧人家……你也跟人家学学……”
这就苦了孩子们，整日累得半死好像就为了让家长在人前在茶余饭后有个谈资。今儿拼班，明天就该拼分数拼学校了。“考个好大学，给妈长长脸！”此时，你已然被私有化，成了为家长争气长脸的工具，你的个人意识也逐渐消解，明白了活着不能为自己，而要为父母的脸面。
第二小招是老师使的，叫“为集体争光”。家长们是把孩子“私有化”，老师则逆其道而行之，把学生“公有化”，通过灌输班级一体的价值观，一样能将个人意识扼杀在襁褓中。我们进小学开始，老师就总会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班级是个温暖的家，每个同学都是其中一分子，都代表着这个班级的形象，你们应当时时刻刻想着班集体，为集体争光争彩！”随即眉头一皱话锋一转：“今天×××同学又因为做操时动作和其他人不一样给咱们班扣分了，在这里要对他提出批评……”这时全班同学都会斜眼儿看他，目光中充满了鄙夷和斥责，而这位同学脸立马红了起来，低下头，悔恨之情像是误入女厕还撞见了年级最丑的女生。
小学班级间都会有计分评比，比比哪班操做得好啊，哪班值日做得快啊，哪班早读齐啊等等，升旗时还会给分数最高的班级颁发奖状。老师们往往将这种奖状视做最高荣誉，但凡因为哪个同学被扣分儿了，老师必定大动干戈怒不可遏。这就给学生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稍不留神就会触犯众怒。其他的诸如广播操比赛、鼓号队比赛之类的应有尽有，而每碰到这样的比赛，从老师到校长都仿佛是世界大战爆发般精神抖擞，全民皆兵让学生从天亮练到天黑。这种活动鲜有个人才艺展示，就算鼓号队什么的也从来都是看整个班齐不齐，不看哪位同学吹得好。如此一来你便会发现自己的全部功能不过是“为集体争荣誉的一分子”，或者说是集体的一个螺丝钉，除此之外，别无它用。
场景二？每次一到广播操比赛，大家就十分郁闷。为了这么一破比赛，天天都要站太阳底下一俩小时听老师吆喝着你练：“动作要做到位！做整齐！队形保持好！……×××，就你那儿跟别人不一样！”烦死了。等所有人动作都整齐划一得跟好莱坞特效做出来的似的，才能放学回家。
这一招可谓防患于未然，在小孩子的个性尚未显露之时就将其连根儿拔掉，避免了后顾之忧，方便以后高强度的管理。而这种价值观到了极致便是从众；从众到了极致便是自我的缺失。小时候全班男生都是板儿寸，就我留一樱桃小丸子发型。老师总会说：“你留这样的头干嘛，剪成板儿寸多好。”我就问：“为啥好啊？”她就说：“跟别人一样多好。”我再问，“为啥好啊？”她立马一瞪，目光中说：“不为啥，就是好。”倘若我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我便有权选择和别人不一样的发型，否则留我这“头”真的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