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又通知他，“鲁迪，要出事了，冰架即将崩塌。”德尔瓦莱乘着一架轻型飞机，在这个一千英尺厚、罗德岛大小的冰架上空，亲眼目睹了简直不可思议的事。冰架就在他眼前崩塌了。“真是蔚为壮观，”他说，“一个曾经有四十多英里宽的冰台看上去就像是被孩子撕碎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一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哭泣。”再看看这块冰架北面突入威德尔海的部分，德尔瓦莱和他的同事们预测它也将在十年内爆裂。
这是那年在气候方面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但远不是惟一的一件。在连续五个没有结霜的冬天之后，新奥尔良州的蚊子、蟑螂和白蚁泛滥成灾。大西洋那边，西班牙人正连续四年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在俄罗斯，莫斯科舍列梅季耶沃机场的沥青路面都变软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里约热内卢达成的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会议开幕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各个签约国所宣布的减少排放量的计划是否够量，如果不够，则要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鉴于欧盟日渐强硬的态度和美国因克林顿政府上台在立场上所发生的转变，如果这次缔约方大会会议认为一切都好，那才令人吃惊呢。事实上，《柏林训令》判定这些计划和进程并不能令人满意，并要求通过有约束力的协定或借助其它法律工具来进一步加强各国的责任。这则宣言实际上重新开始了里约热内卢谈判。
其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拥有2500位科学家，它发布的第二份报告似乎证实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说法。他们的计算机模型也日趋完善。科学家们这时可以预测过去了，也就是说，计算机所显示的过去应该发生的事情与实际情况非常吻合。新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确证了1990年的研究结果。其中的关键语句为：“对证据的比较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具有可知的影响。”科学家们预计，到2100年，气温将上升1至35摄氏度，这将造成海平面连续上涨和降水量增加，某些地区会遭受更猛烈的暴风雨，其它地区则会为严重的干旱所困。这份措辞谨慎的报告承认，由于计算机模型不能很好地处理云层、洋流和尘粒的情况，所以人们有理由对其结论待怀疑态度。不过，当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6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时，展示在代表们面前的世界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由副国务卿蒂姆·沃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很快行动起来，带头为解决问题做出了努力。《日内瓦宣言》的主要蓝本就是美国的一份政策声明，它承认并赞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结果，要求各缔约方确定有法律约束力的中期目标，以限制并大规模地全面削减各自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这次美国不仅主动参与其中，而且带头向目标和时间表发起了冲锋。第三次缔约方大会计划第二年在京都召开，留给它的任务只剩下就细节部分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条约了。
沃斯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很受欧盟的欢迎，但在其它许多国家那里却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俄罗斯人拒绝接受设立有约束力的目标的建议，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则一味闪烁其辞。他们不同于欧洲人，达到正在讨论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很难。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在中国的带领下再次强调，它们既不愿为发达国家在排废方面的错误付出代价，也不允许发达国家用气候变化这种现代殖民手段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只是作为感兴趣的旁观者去京都，也许它们还会接受西方的援助。但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的商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首先，英国有大量的天然气，法国已经核动力化，德国可以通过关停原东德破旧落后的发电厂来帮助其达到目标，美国却什么都没有。事实上，环保组织会坚决反对在美国搞法国式的核动力化。一位总裁开玩笑地建议吞并墨西哥，然后关掉那里的一些发电厂。此外，作为基准的1990年是经济衰退的一年，那年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低得出奇。而现在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增长，而且移民大量涌入，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国的排放量自1990年来剧增，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毫无生气，人口正在减少，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要达到将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水平这种目标，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要比别国大得多。最后一点，他们认为衡量标准有误，而且他们没有因为一直表现良好而受到好评。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相比，美国已大大降低了其单位产出的排放量，降幅比英国或法国要高出50％还多。对增长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生产商和经济体系而言，着眼于排放总量而不是单位产出的排放量似乎是种惩罚。因此，美国企业界建立了全球气候联盟，以对抗他们担心会在京都达成的对其不利的协议。
这个联盟主要坚持两点。第一，这份协议会减缓经济增长，造成失业。政府曾做过一个经济分析。结果显示，若采取每吨二氧化碳征税100美元之类的措施，到2000年排放量就会降至1990年的水平，签署协议后的第一个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不到1％，但之后实际上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不少独立分析家认为政府的预测过于乐观。一项基于著名的沃顿经济预测协会模型的研究表明，要达到控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目标，需要对每吨二氧化碳征税200美元而不是100美元。这将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幅度大于2％，而且会失去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商界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这份协议如约签署，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未来最严重的污染源是发展中国家，可它们已经被免除了履行协议的义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了这样一项协议，发展中国家会吸引美国公司将工厂迁址海外，从而加剧美国工作岗位的减少，但全球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环境保护主义者指出，所有这些计算结果均未包括假使我们不采取行动的潜在代价，即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有一半成为现实，其代价也将是灾难性的。这话对欧洲的领导人可能会起作用，并一定能打动岛国协会的首脑——但美国国会却不管这些。国会的态度在众议院能源与环境小组委员会就海平面上升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中反映得十分清楚。那次听证会的主持人是痴迷冲浪的达纳·罗拉巴赫，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按照科学家们的预计，下个世纪海平面将上涨3英尺，美国60％的湿地会被淹没，淹没面积将和康涅狄格州一样大。有人告诉罗拉巴赫这一点后，他回答道：“我很想问一下，这对浪头的形状和冲浪的可行性有什么影响。但我不会问。我会等以后到了非正式场合再问。”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民主党人，前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罗伯特·伯德和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则更为严肃一些。1997年7月，即京都会议前夕，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申明参议院不会考虑通过任何损害美国经济或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条约。当美国代表团即将登机前往京都时，这份决议在参议院以95票对0票获得通过，给他们奉上了一纸送别函。
那年12月，聚集到京都的有三部分人。发展中国家派来了100多名代表——我怀疑他们主要是来参观京都古老的寺庙和欣赏日本故都景色的，因为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同意削减排放量。第二部分人是欧洲人和他们那些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亲密盟友，他们寻求的是将排放量大幅削减至1990年以下的水平。最后一部分人的核心是美国人，外围是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日本人。对美国人来说，减少排放量是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他们的压力最大。但这部分人的其他代表也在考虑如何才能达到各自的目标，并希望美国人能保护他们不至于做出太大的牺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主要的争论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展开。谈判颇为复杂，直到最后期限过后的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但实际上只有四项议题——涉及哪些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汇、排放量交易、目标与最后期限。
温室效应气体
一般说，温室效应气体主要指的是燃烧矿物燃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但二氧化碳只占大气中所聚集的温室效应气体的65％左右，另外35％为甲烷（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稻田）、含氯氟代烷烃、含氢氟代烷烃和一氧化二氮。由于通过蒙特利尔协议后含氯氟代烷烃的排放量已在削减，美国派的这部分人便想将之包括在内，以便更容易达到最终的目标。
二氧化碳汇
森林和海洋可吸收目前排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55％，这样就形成了“二氧化碳汇”。二氧化碳汇有助于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因此，像美国东北部那样重新造林便可大幅度减少净排出量。实际上，碳建模协会有证据表明，如果将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美国可能不是个二氧化碳纯排出国。不管怎样，美国这一派想把二氧化碳汇也算在内，以便易于达到最终目标。
排放量交易
排放量交易是一种利用市场的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减幅的方法。此事说来可能十分复杂，但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一旦确定了排放量目标，排放者将各自分得允许其排放的许可额度或配给额度。如果某个排放者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全部的配给额，他或她可以将之卖给那些有超过限度危险的排放者。如果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的话，这个方法会充分发挥效力。在发达国家，为达到缩减排放量的目标而关闭正在运行的发电厂，代价将十分昂贵，等于白白扔掉部分投资。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增建新厂，如果卖出其排放许可额度，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得到必需的资金来建造虽比较昂贵却更加清洁的电厂，而发达国家的�